“生而为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形单影只的。所有人都被一座铁塔囚禁着，要想把自己的思想传达给别人，只能借助一些符号，而这些符号并没有广泛的意义，所以它们的意义是不清晰、善变的。我们只能独自上路，虽然身体相互依靠，可是灵魂却相隔很远，我们既不了解别人，也不能让别人了解我们。”毛姆试图为我们建构起一个新的世界，一个人类可以冲破语言的囚笼，回归纯粹的灵魂的世界。

思特里克兰德莫不是傻子？一个踏实工作的证券经纪人，有一个贤惠的妻子和一双可爱的儿女，他本可以幸福美满地生活下去，却偏偏抛妻弃子，到巴黎去过另一种人生——成为潦倒的画家。但这个荒谬的选择实际上是他身处的环境一手造就的。首先，思特里克兰德的妻子为他搓揉出了一个巨大的“语言泡沫”，她热衷于邀请小有名气的作家到她的家里做客，毛姆笔下的这群人不过是因为碍于人情无聊地聚在一起。他们戴起假面具，包装无意义的语言符号，他们虽是聚拢的，但却是像同级的磁铁互相排斥。思特里克兰德身处其中就是一个背景板，呆板乏味，没有人对他感兴趣，他也不会对别人产生哪怕一丝一毫的兴趣。而客人们看似谈笑风生，一阵风，哪怕是一瓢水都会让他们的世界瞬间瓦解、无影无踪。语言是脆弱的。思特里克兰德想冲出去。

他换了一副面孔，来到了巴黎。主人公拙于用语言表达自己，我们不妨把所有关于“我”与主人公的对谈看作是书中的“我”与书外的“我”的对谈，能指与所指是错位的，错开的部分是作者的主观感知与理解，与其说思特里克兰德在回应“我”的受传统语境束缚的困惑，不如说是作者在进行一场与自我思辨：一面嫉妒着一个可以全然抛弃人性的人，另一面又在仰望着一个超脱的灵魂，像仰望月亮一样。身为一个作家，作者无法挣脱语言囚笼，但画家可以，而悲剧意义就在于人们所处的世界早已被语言占领许久，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蔓延至每一个人的灵魂深处。人类锲而不舍地赋予符号以意义，因此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约定成俗的世界里，而一个完整强大的灵魂终究无法真正地在语言世界被塑造。语言建构起的是庸俗、符号化的个体。思特里克兰德在即将离开巴黎之际急切期望“我”去欣赏他这一阶段的画作，“我”仍需要用语言来理解与表达，以便于与主人公产生联系，而人一旦期望与他人建立某种联系，对语言的突围便是失败的。此阶段的思特里克兰德在世界的边缘游荡，他困惑、愤怒、恐慌，因为他还没有找到可以承载至高灵魂的躯壳。

最后主人公来到了塔西提，这一次，他实现了对自己的重塑。思特里克兰德与塔西提岛格格不入，“像一个方形的塞子塞进圆形的孔里”。一群人生活在一起，肉体靠近，灵魂远离，他只将他们当作模特，他在完成属于他的艺术，他在创造一个更大的宇宙来安放自己的灵魂，但这个图像世界只有他自己。

他让他的灵魂与画一同燃尽，燃尽的同时无声地宣告着属于他的图像帝国的建立。这个帝国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个伟大的灵魂；它又很小，小到只能装下他自己。他将在为自己所构建的图像世界里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