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老了。
藤椅的扶手被磨得发亮，他窝在里面，弯成了一张弓。阳光照过他花白的头顶，半天不动一下。他眯起眼睛，目光透过院子，有些散。
柿子在枝头烂成灯笼，亮了又灭。
他以前，不这样的。
泥巴窝里飞出来的农村娃，全村人凑的学费，你一块、他五毛。爹把他送到村口，站了很久，才说：“走吧，别回头了。”
阳光下，他背着蛇皮袋往前走，走了几十步，眼睛往旁边斜了一下。村口那块石头上，他爹还站着。他没停。
通往城里的土路上，他把头昂得高高的。
他以为考出来就好了。
可第一天就露怯了。
推开宿舍门，三个提包靠在床边——帆布的，人造革的，有一个还挂着标签。他把蛇皮袋塞进床底，袋口没扎紧，咸菜味漏了出来。他装作没闻到，把袋子往里又踢了踢。上铺的床板有点高，他踮起脚铺被子，够了两回才铺平。
把被子铺好，坐在床边。靠窗那个男生在听收音机，另外两个在聊什么高中同学的事，他听不太懂，也没插嘴。
过了一会儿，他想起来应该洗个澡。
不知道澡堂在哪儿，问了一个人，往东一指，他绕了两圈才找到。
推开门，水汽扑过来。门口坐着个老头收澡票，他从裤兜里摸出那张叠成小方块的纸票，慢慢递过去。
他找了个角落。水龙头拧了半天不出水，旁边的人帮他拧了一下，水猛地冲下来。烫，他缩了缩。
肥皂打在身上，滑腻腻的，冲了一遍，又打了一遍。搓下来的泥灰顺着水流进地沟，他觉得差不多了，又好像还没洗干净。再打一遍肥皂，胳膊、胸口、腿，搓得皮肤发红。
旁边的人换了一拨，他还在冲。
洗完澡回宿舍，头发还没干透，他就躺下了。上铺的床板离天花板很近，他盯着头顶的水泥横梁，听收音机里呲呲啦啦的杂音。另外三个人还在聊天。后来收音机也关了，灯也灭了，宿舍里只剩下呼吸声。
他翻了个身，床板吱呀响了一声，赶紧停住，怕吵着别人。
日子就这么过着。
同学聊的那些他大多没听过，他知道的那些——稻子的病虫害、一头猪能卖多少钱——说出来也没人懂。他咬着牙刷，对着镜子，嘴里含一嘴泡沫，含混地说：“念书就行。”
但有些东西躲不掉。老师点他回答问题，他站起来，说了两三遍老师才听懂；念单词，旁边的人听了一愣，然后低下头笑。他的脸烫得不敢抬头，回去之后每天早晨在操场上练发音，嘴巴张得老大，像要把那几个音从嗓子眼里抠出来。
他把头埋进书里，越埋越深，偶尔抬头，他会闻一闻自己的袖口。他总是想起村口那条路，想起全村人凑的那沓毛票子，想起爹站的石头。
他很少回家，舍不得路费。只有过年回去一趟，爹又老了些，手还是糙的，握着他的时候像砂纸。他给娘买了件棉袄，娘试了试，说太大了，又叠好放进柜子里，说等过年再穿。
毕业那年，他分到了省城。站在单位门口，抬头看那栋楼，八层，比他见过的任何房子都高。他看了很久，心里头有个声音说：这还只是开始。
他在省城住了四十年。身份证上的地址换了好几回，他以为自己早就是城里人了。
那年他升了职，回村过年。娘高兴得直抹眼泪，晚上躺在老家的床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床板太硬了。
儿子在国外念书那几年，他跟老伴在家，日子过得安静。老伴走后，房子一下子空了。
他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视，一个人把阳台上的花浇了又浇。
儿子打电话回来，说“爸，你过来住吧”。他说“好，等过完年再说”。过完年又说“等天暖和了再说”。天暖和了，又说“等秋天再说”。
秋天到了，他没再说。
他把那张旧照片翻出来。二十岁，村口，背着蛇皮袋，头昂着。他看了很久，忽然觉得那个人不是自己。那个人知道自己要去哪儿，知道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他是城里人了。可城里人是什么人，他也说不清楚。
他开始想村子，想回去，又怕回去。
爹娘早就不在了。可他还是回去了。
他没吃午饭就走了。走到村口，回头看了一眼，爹站过的石头早就找不着了。
他站了一会儿，转过身，上了车。车开了，窗外的田一块一块往后退，稻子刚割完，茬子齐齐的。靠在座位上，闭着眼睛，他什么也没想。
天快黑了，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他眯着眼睛看，光晕在车窗上化开，像那年村口的太阳。
他忽然觉得，这辈子从那条泥巴路上走过来，走到这里，走了这么远，够了。
回了家，他把那张旧照片从抽屉里拿出来，看了两眼，又放回去了。
窗外那棵树上，还挂着最后一个柿子。冻得通红，像一盏还没灭的灯。
他盯着它看了很久，站起来，走到院子里。
十一月的夜风很冷，他站了一会儿，把那棵柿子树下堆着的几片落叶拢了拢，堆在树根边上。
他慢慢走回屋里，躺下，把被子拉到下巴。
那盏小灯，还亮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