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是“巨著”涌现的年代，我说的“巨著”主要指书籍体积巨大而言。书本变得越来越厚，开本也越来越大。早年我在家里打书架时手头的藏书以32开本为主，只有中华书局版的《全唐文》之类才是大16开，于是只打了少量的宽架。没想到近年来涌进我家的“巨著”越来越多，宽架严重不足，令我懊恼不已。有些“巨著”体量太大，我只好委屈它们横躺在书架上。我对“巨著”的态度是敬而远之，即使是友人所赠者也是一视同仁。我爱读的书大多是“小书”，只有它们才能让我手不释卷。我甚至对某些好写“巨著”的朋友心存腹诽：为何把书写得那么厚？难道一部著作的学术含量与其体积是成正比的？
我为什么突然发此牢骚？只因近日重读周本淳先生的《读常见书札记》，颇多感慨。此书1990 年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仅310页，又是小32开本，是一本真正的“小书”。装帧也极其朴素，灰蓝色的封面，书名及作者与出版社之名都径用仿宋或宋体。其实周先生本人就写得一手好字，又与林散之等书法名家交往甚密，自题书名或求人题签皆非难事。如此装帧，当是力求简朴之故。我当年是逛书店时偶然发现这本小书的，“读常见书”本是我的人生宗旨，又看到是周先生所著，便立刻买下。因为此前周先生曾应程千帆先生之请负责修订《全清词·顺康卷》的书稿，他逐字审阅多达700 万字的原稿，纠谬正讹甚多。我曾听到程先生与周勋初先生谈论其事，心想能入程、周二师法眼的学者，定是学问精深。从此这本小书便一直插在我的书架上，时时翻阅。我还曾向南大的研究生推荐此书，2006年春天，我在南大教学楼301 教室为研究生讲《杜诗研究》课，为了推断“杜诗伪苏注”何时出现而涉及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的成书年代，我说：“《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前面有一个序，写于绍兴十八年，也就是1148年。……表面上看是这样，我们在论述这一问题的时候，可以运用胡仔的这个序，它后面署的时间很清楚，就是1148 年。可惜这条材料是不能用的。因为《苕溪渔隐丛话》的序虽然是1148年写的，而他这部书是先写序后写书，他写序的时候书还没有写好，所以这部书真正的成书时间要晚很多，已经到绍兴三十一年或者三十二年，也就是1161年或1162年。这个研究成果是淮阴师范学院已故的周本淳教授做的。周本淳有一本书，叫《读常见书札记》，这是一本非常不起眼的小书，很薄，封面也很朴素，可能一般人都不大注意，可这本书里有很好的见解。这位老先生做学问非常踏实，他一条一条地研究，他说这个《苕溪渔隐丛话》写序在前，成书在后，我觉得这个结论完全可以成立。”这段话见于当年的讲课录音，后来一字未改地收进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拙著《杜甫诗歌讲演录》，所以现在得以引用。由此可证我对这本小书的推崇由来已久。
《读常见书札记》的《自序》中说：“顾亭林写《日知录》，强调要‘采铜于山’。拿今天的话说，就是要用第一手材料做根据，而鄙弃那种辗转稗贩拾人牙慧的投机取巧行为。我自惭孤陋寡闻，但却奉顾亭林之言为圭臬。有时看到一些文章的论据，往往喜欢去找一找它的根源，在这个过程中也常常产生一些不同的看法。”话说得朴实无华，却是自道甘苦的治学心得，也是对后生的入门指南。全书收文68篇，篇幅都是寥寥数页，最短的如《谢客》《金埒铜山》甚至不足一页，堪称名副其实的短文。这些文章无论长短，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都有充足的文献依据，确实是“采铜于山”的结果。例如《<世说新语>原名考略》以中唐刘肃《大唐新语》序中有《大唐世说新语》之称，以及南宋汪藻《世说叙录》中言及此书四种异题且称“今以《世说新语》为正”等材料，作为刘知几《史通·杂说》中“近者宋临川王义庆著《世说新语》”一语的旁证，证明《世说新语》的书名并非后起，证论细密，足资参考。又如《<辨奸论>并非伪作》驳斥清人李绂“伪作说”为“鲁莽灭裂”，其撰写时间在章培恒、王水照诸位名家的论文之前，堪称孤明先发。周先生终生以教书为业，曾在南京一中及平桥中学教语文，又在南京师专及淮阴师院教中文，本书中某些文章以“古文备课随录”或“教学拾零”为副标题，皆是其教学心得的结晶。不难想见，当年周先生在课堂里把这些思考结果讲给学生听，师生之间产生拈花微笑的心灵交流，其教学效果远胜于把教科书当成标准答案的照本宣科。
周先生的学术成果，以古籍校点最为重要。如《唐音癸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震川先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唐才子传校正》（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小仓山房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诗话总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以及重订《苕溪渔隐丛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等，皆是优秀的古籍整理著作。南京师大的郁贤皓先生说：“一般人多认为点校常用的古籍是比较容易做的工作，不需要有多少发明，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看法。应该指出，有的人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从事古籍校点工作，结果出现大量的常识性错误，笑话百出。实践证明，必须具备深厚的学术素养、渊博的知识和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才能从事点校古籍的工作。我最佩服本淳先生的就是在这一方面。”的确，经过周先生的精心点校，这些典籍得到准确的断句和校勘，为读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此外，周先生在校点古籍的同时也对该书及其作者进行深入的研究，其成果即体现在一篇篇的前言中，例如《唐音癸签》的撰者胡震亨，不但《明史》无传，且无行状志铭传世。周先生在《前言》中广征博引，钩稽史料，才理清其家世与生平仕历，并说清该书的成就及缺点。周先生将此书以及《震川先生集》《小仓山房诗文集》的前言收入本书，十分妥当，它们确是具有原创意义的学术论文。
周先生不但亲自从事古籍校点，也关心业已出版的古籍校点著作，对发现的问题直抒己见，收入本书的《读校随感录》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文中指出：“古人所谓点书，指校其误字、正其音读及断其句读而已。今日校点古籍，为方便初学，率加新式标点，专名号、引号等，对阅读者使用愈便，对校点者要求愈高。稍有疏忽，动成谬误。近年既多涉猎此类标点本古书，教学之余，又复从事若干校点工作。个中甘苦，略有会心。随笔札录，名之曰读校随感录，以就正于同好。”全文共分四节，分别从年代、地名、人名、句读等方面列举大量事例，既指明其错误，又分析其所以致误之原因。条分缕析，细入毫芒。有人误以为此类文章枯燥乏味，其实不然。《北史·邢邵传》云：“（邢邵）有书甚多，而不甚雠校。见人校书，笑曰：‘何愚之甚！天下书至死读不可遍，焉能始复校此。日思误书，更是一适。’”“适”者，悦也，快也。为什么“日思误书”能成“一适”呢？因为发现舛误与求得真相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所以“思误书”的结果也即雠正文字，这当然会令人愉悦。清代校勘名家顾广圻自号其斋曰“思适斋”，且称：“思而有所不得，困于心，衡于虑，皇皇焉如索其所失而杳乎无睹，人恒笑其不自适，而非不适也，乃求其所以适也。思而得之，心为之加开，目为之加朗，豁然如启幽室而明之，举世之适，诚莫有适于此也。”我猜想当周先生在古籍中发现舛误且想出致误之由时，肯定也有“莫有适于此也”之感。我虽缺乏“思适”的本领，但读到《读校随感录》中所举的某些例子，也会忍俊不禁。比如此条：“中华书局校点本《挥麈录·后录余话》289页：‘曾文肃十子，最钟爱外祖空青公。有寿词云：“江南客家，有宁馨儿。三世文章称大手，一门兄弟独良眉。籍甚众多。推千里足。来自渥洼，池莫倚善。题鹦鹉，赋青山。须待健时归，不似傲当时。”其后外祖果以词翰名世，可谓父子为知己也。’中间寿词标点不能卒读，实则不过《双调望江南》耳，当标为：‘江南客，家有宁馨儿。三世文章称大手，一门兄弟独良眉。籍甚众多推。千里足，来自渥洼池。莫倚善题鹦鹉赋，青山须待健时归。不似傲当时。’合此二误观之，凡遇长短句，若不先明词律，未宜骤下铅黄也。”片言折狱，快刀斩麻，痛快淋漓，莫此为甚。如此趣味盎然的好文字，何枯燥之有！
除了《读常见书札记》之外，周先生还著有一本更小的“小书”《诗词蒙语》，也是小32开本，且全书只有240页。但是读者肯定不敢轻视此书，因为它被列入上海文艺出版社《故事会学者讲坛系列》第二辑，该辑所收的其余八种书是：贺麟《文化与人生》、朱自清《读书指导》、顾颉刚《我与古史辨》、朱光潜《谈文学》、罗继祖《墨佣小记》、郑振铎《西谛三记》、章太炎《国学略说》、夏丏尊叶圣陶《文章讲话》。这些“小书”，哪一本不比当今某些厚如砖块的“巨著”更有价值？阅读周先生的“小书”，他的音容笑貌浮现眼前。予生虽晚，尚有幸与周先生在南大校园以及外地的学术会议上见过数面。记得他身躯健壮且步履矫健，不像一位常年伏案的学者。还记得他性格爽朗且言谈坦率，不像一位饱经折磨的“右派”。周先生于1965 年被下放至苏北农村务农，后来又横遭批斗，但他作于1968年的《自嘲》一诗中说：“为牛为马随呼应，是鬼是人自主张。偶放强颜争曲直，难遂众口说雌黄。”如此耿直率性之人，方能著如此直言无隐之书。文如其人，岂虚言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