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2014两会高等教育话题（一）】
全国人大代表袁寿其：建议案助力研究生"逐梦"
“这说明了国家对人才的重视，也体现了国家对人大代表所提建议的重视。”2月24日是江苏大学新学期开学第一天，面对记者，全国人大代表、江苏大学校长袁寿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2013年全国两会，袁寿其提出了《关于凸显研究生教育战略地位，加大研究生资助力度的建议》，促进了研究生收费改革、改善研究生待遇等政策措施的出台。
袁寿其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自2014年秋季学期起，江苏省研究生普通奖学金调整为江苏省研究生国家助学金，博士研究生每生每年1.2万元，硕士研究生每生每年6000元；设立江苏省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所需资金由省财政按照博士研究生每生每年1万元的标准以及在校生人数70%的比例、硕士研究生每生每年8000元的标准以及在校生人数40%的比例给予支持。
“不让一个优秀的研究生因家庭贫困上不了学。”一年来，为进一步改善研究生待遇，袁寿其带领学校有关部门制定了“落地政策”。除了国家和江苏省的资助外，今年秋季开始，江苏大学将把所收的硕士生每年8000元、博士生每年1万元的学费全部用于改善研究生教育条件、提高研究生待遇，设立校级研究生奖学金，并要求研究生导师在科研经费中根据研究贡献度提高学生补助额度。“只要足够努力，研究生们得到的资助足以满足学习和生活的需要，都有梦想绽放的机会。”袁寿其说。
全国两会再次拉开帷幕，袁寿其精心准备了《关于增加地方高校博士学位授权学科指标、增加地方高校的博士生招生计划的建议》等建议，以促进占我国高校总数超过90%的地方高校发展。（光明日报）
高教学会会长瞿振元：拔尖人才培养需制度支持
全国两会再次拉开帷幕，人才培养一如既往将成为会场上的热门话题，这让我想起今年2月25日《光明日报》对“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以下简称“拔尖计划”）初见成效的报道。这篇报道令我十分振奋。
“拔尖计划”是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大背景下提出的一项教改计划，2009年开始实施，它聚焦于大学本科教育中的基础学科，以着力培养卓越理科人才为目标。4年多时间过去了，19所参与高校首批毕业生的表现令人兴奋与欣喜。作为一名长期在高等教育战线工作的同志，在欣喜浏览相关报道的同时，我对这一计划的未来充满憧憬与期许。
长期以来，我们的高校缺乏发现选拔和培养拔尖人才机制，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环境氛围不利于拔尖人才的脱颖而出。“拔尖计划”抓住“学生遴选、教师配备、培养模式、氛围营造、制度创新、条件支持、国际合作”等7个本科教育的关键环节，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尝试，特别是杨振宁、丘成桐、姚期智等世界级科学家亲自为学生授课，担任导师，组织学生研讨交流，使学生在本科学习期间就接触国际学术前沿，激发了他们的创新意识、学术追求和对成才的渴望，同时也激发了高校教师培养创新人才的热情，在全国高校中产生了广泛影响。这种“小范围、精品式”的改革被媒体称为“培养拔尖人才的试验田”。在欣喜、自豪、兴奋的同时，我们更期待，试验田里的探索、收获，提高我们对人才培养规律的认识水平，应用于革除我国现行教育体制机制中弊端的实践，示范辐射于更大范围的本科教育改革，从“一枝独秀”走向“满园春色”，从国内一流走向世界一流。
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的人才培养既包括本科生培养，还包括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在研究生教育阶段更好地与本科人才、特别是“拔尖人才”培养相衔接，使拔尖创新人才真正成长起来，还需要加倍努力。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上的最大差距主要在研究生教育上。研究生教育水平上不去，优秀本科毕业生后续培养也就只有选择出国深造这一条路径了。
人才的成长犹如马拉松，前一百米、一千米的领先都不能说是最后胜利者。高等学校为本科教育阶段优秀人才的成长营造环境，提供支持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在全社会积极营造尊重知识、尊重教育、尊重人才的大环境，为不同阶段人才成长提供相应支持。（光明日报）
重庆文理学院院长孙泽平：老师转变思想成新建本科最大难题
重庆文理学院院长孙泽平认为，我国的高等学校可以分为学术型大学、应用型本科高校和职业技术高校三大类。“这三类高校的学生就业境遇相去甚远，985大学等学术型大学的毕业生依旧是市场上的香饽饽；近年来，职业院校的学生也备受青睐；相比之下，就业难在应用型本科高校表现得更为突出。”
“所谓应用型本科高校，主要是指1999年高校扩招之后，新‘升本’的300多所地方新建本科院校。”他说，“这些院校承担了60%以上的本科招生任务，从数量上看，是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力军。”
在他看来，这些学校多数位于地市州，远离省会城市，办学经费不足、师资缺乏，自身条件与成熟本科院校有较大差距，“更根本的问题在于，这类居于学术型大学和职业技术高校之间的‘中间类型高校’，学校不愿意放弃精英教育思维，‘依着葫芦画瓢’，照抄照搬老本科模式，没有按照大众化高等教育规律去办学。”
“实践已经证明，这类院校简单模仿成熟大学的发展模式行不通，盲目墨守，原有发展思路也通不了。”他说，新建本科院校如何避免办学定位攀高、趋同的误区，确定好自己的边界科学定位，是破解大学生就业难的症结。
孙泽平认为，这类高校与办学历史悠久、专业发展成熟、服务对象稳定、社会普遍认同的成熟大学相比，必须错位发展，找准自己成长的特殊领域；与高职院校培养生产、服务和管理一线技能型人才的定位相比，必须差别竞争。
“应用型本科高校有三个关键词：地方性、应用型和本科高校，”他说，其根本目标，应该界定为培养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和思想能力、适合地方经济建设所需的应用型人才。
他认为，与此相对，这类学校应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尽可能“专业对接产业”。
“传统本科教育是以学科体系的严密和完整来设置课程的，强调‘宽口径、厚基础’，”他表示，“这样的培养方案并不适合今天的应用型人才培养。应用型本科院校需要根据学生的就业岗位、就业目标所需要的岗位核心能力来设置学校的课程体系。”
多年来，重庆文理学院保持了较高的就业率，结合重庆文理学院的经验，孙泽平认为，要实现“专业对接产业”，从操作层面看，应用型本科高校可以选择一些具体的抓手：
首先，优化理论课程。该校曾强制性地规定削减四分之一的理论课（主要减少纯理论类课程、史学类课程、学术前沿类课程），把减下来的课时加到培养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课时里去。
第二，强化实验实训条件建设。从过去修建印证性的实验室向修建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实践创新能力的工程中心、实训中心转变，强化实验、实训条件建设。
第三，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担任专业技术课程、学科教学论的副高级及以上年轻专业技术职务教师，应由学校硬性要求，在一定周期内到相关企业、行业、中小学顶岗工作或兼职，参加生产、管理、教学或科研实践工作，以感受社会脉动，增强技能水平。
第四，强化产学研合作。要从过去封闭式独立培养向开放式联合培养转变。
最后，强调学以致用。“专业设置固然重要，但还应更进一步，强化学以致用。”孙泽平说，“比如教育专业，培养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农村学校的老师，都应有所差异。”
“要根据就业目标，从出口往回找，确定培养方案。放弃‘别人开了什么课，我开什么课’的思想，而是要‘他没有开什么课而我却开了’。”孙泽平说，比如《班主任工作技巧》课程，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出来当班主任的几率非常高，体育教育专业的学生，出来当班主任几率更小，那么这两个专业的《班主任工作技巧》就不能按一个模式来开，“体育的学生可能一个讲座就够了，这样来体现它的差异化发展。”
应用型本科高校要改变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孙泽平感觉，最难的是需要大学教师转变思想。
“首当其冲的是修正教学内容”，孙泽平说，教师要根据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按照“有用、可用、管用”的原则，精心选择教学内容，要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将企业文化、技术、标准纳入教学内容，创设、开发自己的课程、教材、讲义。“要坚决打破‘教师讲废话，学生读旧书，一本教材教十年’的局面。”
在他看来，教师改革教学方式也是提升大学生能力的重要途径，这也将最终反映到学生就业上。“过去的教法主要是满堂灌，老师一堂课讲到底，学生被动地记，被动地听，这样的教学方式，不适用于应用型人才培养。”孙泽平说，教师教学要实现从过去重点讲清楚“为什么”，到今天主要教会学生“怎么做”的转变，要让学生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
还应该改革的，孙泽平说，还有大学的考试评价方式。
孙泽平说，传统的闭卷考试不允许学生交头接耳，讲的是单打独斗，但是现代社会需要团队合作意识，很多问题需要合作完成。“所以学校现在不要求一定要闭卷考试，搞多样化的考试，可以是案例讨论，可以是小组完成，也可以是半开卷半闭卷。”
比如，法学专业的刑法考试，就把它搬到模拟法庭里面去考，把学生分成很多组，每一个组里面都有被告、原告、律师、法官。学生为了这个考试，就去走访律师，走访法官，把他们请到现场来指导。这样一堂课考试下来，学生终生受益。
同样，孙泽平认为，大学的公共课教学也要应市场需求，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进行改革。（中国青年报）
人大代表宗庆后建议大学教育实行宽进严出的培养模式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和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将分别于3月5日和3月3日在北京开幕。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宗庆后认为，教育问题是民生的重中之重，高等教育尤为如此，因为它关乎到人的成长和成才，关乎到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改革开放30年多来，我国高等教育得到快速发展，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我们也看到，目前大学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已影响到大学教育的质量，使人才培养不能很好地满足社会发展需求。
宗庆后认为，目前大学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1
、大学校园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追求物质享受
当前社会上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一些不良风气都在冲击着大学生们的观念，“钱”字越来越重要，大学生因贫富差距在校园生活中体现无余，一部分贫困大学生为了支付高额学费，不得不省吃俭用、打工挣学费，另一部分富家子弟却开豪车、穿名牌，种种现实很容易让人产生心态不平衡，不安心学业，甚至会认为不公平而对社会产生不满。
2
、重科研轻教学的考核体系使大学教学质量不断下降
当前高校对教师考核重科研轻教学，对教师的考核科研经费、论文等占70%以上，而教学任务占比不到30%，出现了本末倒置的现象，为了生计和前途教师们忙于跑课题、写论文、拉科研经费，而忽视了教学的本职工作，不少学生也都在为教授打工挣钱，无心学习。教师不能安心教学，学生教育质量也自然大打折扣。
3
、严进宽出的大学教育机制使学生缺乏学习自主性
大学时期是培养一个人观察力、理解力和创新能力的关键阶段，但我国长期实行的“严进宽出”的大学招生、培养制度，反正不管好坏都能毕业，使得一些辛辛苦苦考上大学的学生，进了大学后放松了学习，结果亦没有真正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和本领，毕业后也无法适应社会的需求。
为进一步提高大学教育质量，为社会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宗庆后建议：
1
、优化大学校园育人环境，提倡勤俭风尚
大学生在大学期间，人生观还有很大的可塑性，价值取向也在选择之中。因此，应该进一步优化高校育人环境，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激励和引导大学生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在大学校园里大力提倡勤俭风尚，大学生必须做到艰苦朴素，禁止奢华消费，甚至可以统一穿校服，统一吃食堂饭，取消校园内高档餐饮消费，避免贫富差距给学生带来的心理反差，使其安心、全心投身学习。
2
、对贫困大学生实行免费定向培养
国家应加大高校教育投入，让那些品学兼优、没钱读书的年轻人都能享受到大学教育的权利，对来自贫困阶层品学兼优的大学生实行免费定向培养，鼓励其毕业后回到原籍就业，一方面可缓解各地区人才分配不均衡的问题，另一方面亦可满足中小城市及乡镇对人才的需求，进一步提高人口素质。
3
、大学教育应实行“宽进严出”的培养模式
改变目前大学考试“严进宽出”的现状，实行“宽进严出”的高校淘汰机制，必须通过严格的考试、考核后才能毕业，让大学生从入学起就不敢懈怠，专心学习。同时，高校在教学内容、教育方式、培养模式等方面也应进行改革创新，应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真正为社会培养需要的人才，提高大学“含金量”。
4
、建立合理的大学教育评价体系
改变目前大学“重科研轻教学”的教师评价体系，建立教学和科研两套评价体系，教学归教学，科研归科研。对擅长科研与擅长教学的大学教师进行明确分工，实施不同的考核办法，制定适合教学型教师的薪酬体系和晋级晋升通道，通过制度设计引导教授们回归教学讲台，鼓励教师潜心教学，专心培养人才。（人民网）
【聚焦2014两会高等教育话题（二）】
天津市美协副主席王书平委员：高校应大力培养应用型人才
“教育必须适应并服务于社会的发展，这是教育改革的重大命题。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既需要大量的学术型高端人才，也需要大批从事技术开发与应用的应用型人才。”天津市美协副主席王书平委员说。然而，王书平在调研中发现，目前，大多数地方高校还在沿用精英教育的办学思路，一味追求向综合型、学术型、研究型大学看齐。“这些院校培养的学生，在就业时高不成、低不就，使得高校的人才供给与社会的需求脱节，既加大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也是对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
“必须把应用型人才培养摆上重要议程。”王书平建议，抓紧制定地方高校转型发展，加快应用型人才建设规划，着力解决地方高校人才培养目标不明确、专业设置趋同、课程内容陈旧、与市场需求不适应等突出问题；引导地方高校转变教职员工观念，树立“技术立校、应用为本”的办学理念，建立健全面向市场、政府主导、学校主体、企业参与的办学体制。
目前，我国师资队伍建设存在重学历学术，轻专业技能实践的倾向。对此，王书平建议，要通过组织产学研合作、到企业挂职、外出研修等形式，增强现有教师的专业实践能力；还要组织引进一定比例的高水平应用型人才到高校任职或兼职，优化师资结构；同时，要建立相应的办学评估和政策支持体系，从评价体制上引导和促进地方高校的转型发展。（光明日报）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大校长王广谦：制定大学章程需要集体智慧
“大学章程”是高校具有宪法性的文件，有“大学宪章”之誉。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不能没有自己的大学章程。要实行依“法”治校与民主管理的有机结合，不能没有自己的大学章程。大学章程是一个大学灵魂的集中体现。
教育部正积极推动制定大学章程，已有几所高校走在了前面。对于还未出台章程的大学来说，难点在于大学精神、大学文化和大学理念的提炼。这一过程需要凝聚师生员工和校友的智慧。大家共同参与，集思广益，找到大学发展的未来路径。（中国教育报）
朱永新委员：考试改革第一要确保公平
3
月5日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朱永新在做客人民网教育频道时表示，考试改革是整个教育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基本环节，也是制约整个教育发展的一个牛鼻子。它改得好，可以进一步地推进中小学的素质教育，它改得好，可以进一步推进教育的公平。
朱永新表示，今年高考改革的方案要推出来，民进中央也一直关注中国的高考改革，我们专门组织调研组，提出了关于改革的具体建议，我们希望改革第一要仍然确保公平。朱永新说，在高考中，学校和学生都没有自主权。学校必须在1：1.2的档案里选学生，学生也只能拿到一个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不能选学校。要在保证公平的前提下给学校和学生更多的自主权，能够让更多的人、创造性的人才得到发现、受到重视。
考试改革需要引入第三方参与
如何突破招生考试的瓶颈问题，朱永新认为，在命题的科学性上，除国家命题以外，省与省的命题水准参差不齐，每年的难易程度也不一样，缺乏一个比较科学性的机构，朱永新建议希望通过引入第三方、民间的机构参与到国家考试中来保证命题结构水准的稳定，逐步形成比较有科学水准的考试，能够建立真正发现人才的考试。
从录取方式来说，也需要有更加公开、更加透明，过去往往是大学的招生办公室少数人来进行招生的过程，今后我们希望有社会监督参与的，这样确保学校能够公平、公正地录取学生。另外，给学校更大的录取自主权。无论从考试本身、录取本身，都需要有很多从技术层面到政策层面的一些突破和变革。
遏制招生腐败最主要是通过制度设计
朱永新认为，在高考录取方式上，需要更加公开、更加透明，在大学的招生办公室进行录取工作时，希望有社会监督参与的，这样确保学校能够公平、公正地录取学生。另外，给学校更大的录取自主权。
在谈到高校自主权力下放和引入监督的关系时，朱永新说：“最主要是通过制度设计，我相信应该没有问题，很多人都担心，现在已经有很多腐败案例出现，今后是否更多。我说不用担心。因为国际上有很多成熟的做法。另外，最关键的就是阳光、公开、透明。”（人民网）
李培根代表：以学生为主的教育是对老师的挑战
今天，全国人大代表、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做客教育频道，为网友讲解教育现代化。李培根在访谈中谈道，现代化教育宗旨的核心，应该是让学生自由发展，但这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却对老师提出了新的挑战。
李培根说：“长期以来，我们把学生当成教育生产线上的产品，这是有问题的。华中科技大学几年前就在党代会上决定从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的转变。”他同时也表示，这种教育理念的转变要带来真正的变革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为此，华中科技大学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把学生的实践从老师的框架里实践转变为学生的主动实践，在学校形成一个很好的课外创新活动的氛围，让学生在这里面真正得到锻炼等。
李培根认为，越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就对老师提出的要求越高，一个是对教师工作量大了，一个是对教师业务的挑战。学生所主动学习的东西，学生的创造力，未见是我们老师懂得的，比得上的。因此，一个优秀的教师一生也要不断地学习新的知识，教师也要有向学生学习的精神。大智慧的老师是善于向学生学习的。（中国教育新闻网）
研究型大学应承担生态文明建设责任——江苏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必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下决心用硬措施完成硬任务。江苏是高等教育资源集中的省份，能为生态文明建设做些什么？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江苏团代表表示，要充分发挥江苏高教资源的力量，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人才支撑、技术支持以及路径借鉴。
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沈健代表说：“建设生态文明迫切需要懂生态的人才，但当前，我国生态人才储备与经济发展需求相比还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特别是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缺乏，人才创新创业能力不强。江苏是名副其实的教育大省，有普通高校130所，在校生超过181万人，应主动承担为社会培养生态人才的责任。”
在江苏，已有一些高校开始探索培养生态人才。比如南京邮电大学在培养创新型人才上，追求创新与生态完美结合。南京大学则与台湾中央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联合成立“海峡两岸绿色大学联盟”，合作开展环保研究。
东南大学校长易红代表说：“大学应该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技术保障，整合学校优势资源，加强生态科技的学术研究和技术推广。事实也充分证明，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大有可为。”
南京邮电大学校长杨震代表说：“思之深，则行之远。只有首先在思想上有所突破与创新，掌握科学的思维方式，才能在实践中少走弯路。研究型大学聚集了优质的人才资源和科研配置，理应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智库作用。”
在南京大学，为生态文明建设出谋划策不是句空话。该校主持的苏南现代化示范区研究课题，强调加快绿色低碳发展、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为建设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区提供了新思路。“充分发挥大学的智囊团和思想库作用，服务国家和区域发展，是研究型大学恒久的价值追求与责任担当。”南京大学校长陈骏代表说。（光明日报）
【聚焦2014两会高等教育话题（三）】
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刘益春代表：师范院校理应回应筑梦追梦圆梦呼唤
“教育梦”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支撑。师范院校理应回应筑梦、追梦和圆梦的时代呼唤，为国家培养更多优秀的“追梦人”。——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刘益春代表这样说。
记者：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师范院校肩负着何种责任和使命？
刘益春代表：人才是实现“中国梦”的生力军，其培养离不开卓越的教师队伍，尤其是具有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教育工作者，他们能够深入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实践中，把知识由科研形态转化为教学形态，具有献身教育事业的奉献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而培养这样高素养的教育工作者，正是师范院校的责任与使命。
记者：在培养高素质教育人才方面，东北师范大学有哪些创新机制和培养经验？
刘益春代表：造就优秀教师和教育家是系统工程，师范大学难以独立完成，需要职前与职后相衔接，校内与校外相结合。
在校内，修订了师范专业学生培养方案及课程计划，开展了师范专业自我诊断评估，加强学科教学教师队伍建设。在校外，形成了“师范大学—地方政府—学校”三方合作的教师教育新模式，即由东北师大牵头，与东北三省教育厅联合创建“教师教育创新东北实验区”。学生进入实验区实习，东北师大教师与实验区教师对学生进行联合指导，并完成基层调研。同时，东北师大免费为原岗位部分在职教师提供培训。
记者：“教师教育创新东北实验区”的实践效果如何？未来还将进行哪些探索？
刘益春代表：实验区基本实现了师范生实践教学、基础教育研究、在职教师培训、教育资源平台四大功能的统一。在其辐射作用下，学校还牵头联合成立了“东北高校教师教育联盟”和“教师教育东北协同创新中心”。未来东北师大将推动实验区教师教育研究国际化，解决更多基础教育改革实践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并推动协同创新中心与综合性大学开展合作。（中国教育新闻网）
大连理工大学副校长宁桂玲代表：国际化人才培养挑战高等教育
在经济全球化、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国际化人才培养已经成为高等教育面临的新挑战。如何应对这种挑战？记者采访了大连理工大学副校长宁桂玲代表。
记者：怎样认识和理解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内涵？
宁桂玲代表：首先要定位国际化人才。学生在大学除要提高道德修养外，应该学到的两个本领是“创新能力”和“应变能力”。而要“创新”就应知道“什么不是新”；要“应变”就应掌握“学与用的灵活性”。一名大学毕业生如能在同行中显示出很强的创新和应变能力，并快速适应国内外的新环境，可称为“国际化人才”。
记者：应采取何种方式培养国际化人才？
宁桂玲代表：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国际化人才培养方面，经历了“走出去”“请进来”“联合办学”和“联合培养”等不同阶段，这是国家层面实施的国际化人才培养战略。哪种方式更好？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选择“走出去”(派学生出国学习)一定是最佳方案。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多种人才培养计划，包括引进国外优质资源在国内办学、合办专业；学生出国攻读学位、2+2等联合培养方式以及学生海外实习等。因校而异，各有所长。
记者：在国际化人才培养方面，高校应重点抓好哪些方面的工作？
宁桂玲代表：首先是高校师资队伍的国际化，这非常重要。还有一方面更为重要，就是高校管理队伍的国际化，重点体现在管理理念、培养方案的制定与实施上。
结合大连理工大学进行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我认为，所谓的管理理念，就是学校不同层面管理者的国际化视野和水平。对于理工科高校而言，院系或专业层面的培养方案设计尤为重要，应基于具体专业领域制定更切实、更有效的学生培养方案，包括课程体系、授课方式、学生国际实训实习/合作交流、教师引进标准等。所以，培养方案的实施，更应以院系或专业为主体，围绕创新能力和应变能力培养，让学生真正接受本专业领域名师的训练和指导，以拓宽视野、锻炼技能，应对国际市场可能出现的新环境、新变化。（中国教育新闻网）
江西师范大学校长梅国平代表：莫忘未就业大学毕业生群体
未就业大学毕业生是一个特殊群体，处于由学校走向社会的转型关键时期，许多未就业大学生心智还不是很成熟，对社会认识相对单纯片面。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仍不够完善，未就业大学毕业生群体虽然需要迫切得到社会保障，但没有涵盖在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之中，仍属于社会保障被“遗忘”的群体。
建议将未就业大学生纳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在国家层面建立未就业大学毕业生最低生活保障补贴制度，给予未就业大学毕业生以更多的关怀，帮助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增进未就业大学毕业生群体对国家和社会认同感，有效增加经济社会发展人力储备。(中国教育新闻网）
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韩进代表：大学章程建设要结合学校的发展定位
大学章程是一所大学的“宪法”，是大学处理内部治理结构以及大学与政府、社会关系，约定各方面权利义务的权威准则，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石。制定大学章程，是推动高校形成自我定位、自我发展、自我约束体制的关键所在，也是大学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推动教授治学、维护学校和师生员工切身利益的现实需要。
大学章程建设要结合学校的发展定位与办学特色，确保各办学主体根据章程来维护合法权益。制定出来的章程一定要摆脱“橡皮图章”的尴尬角色，既要对高校自身、对校内外的相关部门产生约束作用，也要为推动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和学校的科学发展保驾护航，营造公平合理的大学教育环境。(中国教育新闻网）
广西大学校长赵艳林委员：缓解就业难切忌“千校一面”
2012
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是78.1%，2013年为77.4%，也就是说，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造成就业难的原因，主要是人才供需存在三个方面的“错位”：社会需要的人才结构与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结构存在错位；学生的知识结构与岗位需求存在错位；学生就业意愿和用人单位需求存在错位。
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如何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办学质量。对于高校来说，关键是要找准适合自己的科学定位。各个学校差异比较大，不能用一条标准来衡量，不同的院校应有不同的定位。各地的产业结构不同，经济发展模式不一样，历史文化不一样，对人才的需要类型也有很大差异。各个高校找准自己的定位，才能因地制宜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否则就会出现“千校一面”的同质化倾向。(中国教育新闻网)
【聚焦2014两会高等教育话题（四）】
河南省郑州市教育局局长毛杰代表：让考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促进教育事业优先发展、公平发展，既深受鼓舞又充满期待。河南每年的博士生招生名额只有300人，赶不上一所部属院校的招生数量。目前河南尚无一所“985”高校，只有一所“211”高校。
建议在全面深化教育改革的进程中，首先要考虑招生指标投放的公平，高校打破地域界限，均衡、公平地分配招生名额，确保全国考生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在公平的环境中竞争。同时也必须均衡配置优质教育资源，防止高考移民和人口过分向大城市聚集的趋势，以带动常住人口疏散和减少外来人口聚集。(人民日报)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冯长根代表：均衡高校资源助力“科教兴国”
当前，研究型大学集中的北上广等地精英人才就业压力居高不下，而经济欠发达地区花重金也不一定吸引到重要技术和合适人才。在科技成果的转化上，经济欠发达地区鉴于现状主要把眼睛盯在北上广，因为当地的高校大多不是研究型高校。“211”高校、“985”高校在各区域的失衡分布，凸显了这个方面的缺陷。
实际上，可以从国家层面考虑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建设几个“985”高校那样的超强投资高等学校。为此，建议从战略上把发展中西部研究型高校、在10年到20年内把东中西区域的一流大学建设力度和数量分布逐步平衡起来，作为一件大事来抓，作为“科教兴国”的一项重要新举措。可以双管齐下，即新建和改造相结合。从新建来看，香港科技大学、深圳大学等就是实例；从改造来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211”高校、“985”高校的出现和蓬勃发展，都已经为此积累了大量鲜活的经验。(人民日报)
全国政协委员饶子和：实行清单制度向高校放权
全国政协委员饶子和在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大会发言中说，应尽快给高校松绑，向高校放权，实行清单制度厘清政府高校各自权限，促进高校办出特色。
饶子和说，高等教育应从规模扩张转到内涵发展上来，当前有三个问题亟须解决。一是在高校办学过程中，政府管得太细，束缚了高校自主发展的手脚，使学校缺乏活力。二是政府在高校评估过程中，存在角色错位问题，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三是政府对学校财权的控制，使得学校无法根据实际需求来合理谋划资金使用，无法有效实施自主办学。
饶子和建议，实行正面、负面清单制度，厘清政府、高校各自的行为边界，以及相应的权限。正面清单用来说清楚哪些事情是政府应该做的，负面清单规定哪些事情是学校不能做的。政府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如科学地制定适合国家需求的高等教育发展规划，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等。不属于正面清单里的事项，政府不要插手。
与此同时，学校应严格遵守负面清单中的各项规定，做到不逾越、不触碰。负面清单之外，是学校管理者得以施展的广阔空间，有利于他们充分发挥优势，努力把学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中国教育新闻网）
关爱和代表：高校应自觉地思考"大学自我革命"
“教育既是生产力，又是民生。教育也面临着深化改革、调整结构、改善民生的三重任务。”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大学党委书记关爱和接受采访时建议，在政府“自我革命”实施的同时，高校也应自觉地思考“大学自我革命”。
关爱和认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政府自我革命”，其主要含义是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简政放权，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他注意到，政府工作报告在部署2014年工作时，围绕着三个原则：即深化改革、调整结构、改善民生。围绕三个原则所部署全年工作，都渗透并体现出政府“自我革命”的精神。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教育优先发展、公平发展，教育资源向中西部倾斜，继续增加中央财政教育投入，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高校自主权等等。关爱和说，这都是含金量很高的措施，我们在中西部办学的高校对这些措施的落实可以说是如旱天盼望云霓，希望中央政府好政策好措施的阳光雨露早日降临。
就大学“自我革命”这一话题，他表示，我们的大学治理体系和结构，分为外部治理与内部治理两部分：大学的外部治理包括政府、学校、社会三大关系方，现代治理体系建立基本方向是管、办、评分离。即政府引导、学校办学、社会评价，各司其职，合力支撑。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包括党委、行政、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等要素，可以区分为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的目标是学术至上、学术自由，行政权力的目标是科学管理、有效决策。
关爱和说，我们期望大学的外部治理与内部治理，统一到各个高校的《大学章程》的设计与执行过程之中。在中央和省级政府列出他们的权力清单之后，依据高校各自制定的《大学章程》，在协调内、外部治理关系的基础上，行使好自主办学的各种权力和责任。
关爱和表示，在政府的自我革命中，推动大学的“自我革命”，是伟大时代赋予我们的伟大任务。建立中国大学现代发展的治理体系，增强现代大学的治理能力，河南大学已是信心满满，蓄势待发。（中国新闻网）
杨雪梅代表建议：政府应当支持地方高校的转型发展
今年春节过后，我国用工市场再次出现就业与用工两难的矛盾局面。对此，全国人大代表、黄河科技学院校长杨雪梅建议，政府当支持地方高校转型发展，构建完善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调查显示，到2020年，我国用人单位将需要1.42亿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技能人才，而如果劳动者的技能不能进一步得以提升，我国将面临2400万的人才供应缺口。
另一方面，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迅速发展，很多高校出现办学定位不够明确，人才培养模式单一，脱离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校企深度合作困难等问题，导致了大量毕业生“就业能力”不足，在市场上找不到工作。
“这就说明我们的高等教育存在问题，没有符合社会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解决的方向我觉得就是地方性高校。”全国人大代表杨雪梅说。
截至2012年，全国有2600多所高校，其中中央部属高校仅111所，而地方高校共有2500多所。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主体部分，这些地方高校承担着为区域经济发展发展培养高素质专门人才的重要任务。
杨雪梅表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强调“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加快构建以就业为导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高等教育尤其是地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
“从中央的部署来看，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现在可以说是恰当其时。因此我建议，发挥政府职能，支持地方高校转型发展，构建完善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有效解决‘就业难’与‘用工荒’的矛盾。”杨雪梅说。
杨雪梅代表建议，国家应当制定和完善政策体系，引导一批地方高校向应用技术型转型发展，同时加大政府资金投入力度，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经费保障。
“为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还应该制定支持地方高校与企业联合招生、联合培养、联建基地的政策和机制，支持地方高校通过多种方式开展专业硕士教育。”杨雪梅说。（人民网）
【聚焦2014两会高等教育话题（五）】
林腾蛟代表：尽快建立民办学校教师社会保险制度
面对民办学校教师的社会保险没有得到公平对待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林腾蛟建议，设定民办学校教师社会保险制度的具体起草、通过、实施时间表，将这一问题的解决列入全国人大及有关部委的议事日程，由人大监督运作和推行。
全国人大代表林腾蛟表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民办教育得以起步和发展，目前已经形成了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良好格局。但是民办学校仍然面临许多阻碍其发展的老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民办学校教师的社会保险仍然没有得到公平对待。
事实上，关于民办学校教师的法律地位和薪酬福利待遇，有关法律法规早有明确条款。民办教育促进法明确规定，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也提出建立完善民办学校教师社会保险制度。
目前，我国公办学校执行的是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而民办学校绝大多数是执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在这两种不同的养老保险制度下，由于其缴费基数、比例和核算公式不一样，民办高校教师退休后的待遇与公办高校教师存在着数倍的差距，这种‘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已严重影响到民办高校教师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认同感，这也是当前民办学校优秀人才不断流失的最大原因之一。”林腾蛟代表说。
林腾蛟建议，成立由全国人大、发展改革、教育、劳动人事等相关部委组成的办事机构，通过对相关法律的学习和基层实验的调研总结，进行顶层设计，向全国人大提出一个公平、完善的民办教师社会保险制度方案，以利出台解决民办学校教师社会保险问题的新法规。（中国教育新闻网）
马德秀委员解答高校博物馆如何走出“象牙塔”
提问者：上海网友董书维
回答者：全国高校博物馆育人联盟会长马德秀委员
问：植根于大学校园文化的高校博物馆是博物馆中独特的一脉。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不少高校博物馆“养在深闺人未识”。我们应该从何着手去破解这种尴尬？
答：这位网友提出的问题确实存在。一项依托全国高校博物馆育人联盟平台，针对72家会员高校博物馆展开的调查显示：61家高校博物馆免费开放，11家收取5元至60元不等的门票，免费开放率为84.7%。这72家中，28家经过国家/省市文物部门登记，占比为38.9%，但仅有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博物馆1家通过国家文物局评估，被定级为三级博物馆。被调查的高校博物馆平均拥有编制人员7名，但负责宣教岗的不足1人且多为兼职。年均参观在3万人次以下的高校博物馆占75.5%，逾3/4；年均每馆仅开展不足3场展览、4场讲座(包括组织、参与以及协作)，育人活动的数量、质量都不能满足公众和高校师生的需求。
功能、作用定位不清，阻碍了高校博物馆的投入、管理、业务发展和服务社会等作用的发挥。我们应该将高校博物馆置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来系统考量和谋划其功能定位，促进高校博物馆以更开放的姿态融入社会通识教育和终身教育中去，这对于推动高校博物馆自身以及与社会文化的共生发展至关重要。
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将高校博物馆作为特定门类纳入博物馆建设序列和评级体系，发挥文博主管部门扶持、管理、指导、考核等功能。二是要厘清并明确高校博物馆文化育人、传承文明功能的定位，让高校博物馆真正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阵地。三是将高校博物馆开展育人活动的数量、质量、成效等纳入考核体系。四是对已成立的全国性、区域性高校博物馆育人联盟加强指导，给予支持，并推动各地宣传、教育、文化部门联合成立区域高校博物馆育人联盟。（光明日报）
韩宝生代表：打击学术造假“重典”不可或缺
“近年来，学术造假、学风不正、粗制滥造、抄袭剽窃的现象，在一些高校、科研院所不同程度地存在，社会影响非常恶劣！”全国人大代表、西安美术学院副院长韩宝生认为，打击学术造假，仅靠道德约束难以遏制，必须依靠制度约束，“重典”不可或缺。
韩宝生说，目前国内对学术造假的主要做法大多是道德谴责，学术造假成功获得的巨大名利与可能受到的处罚相比，风险小成本低，我国法律在打击学术造假方面明显滞后。道德自律不是万能的，只有依靠制度约束，发挥社会监督和法治力量，才能使学者不愿、不敢也不能够违背学术道德，学术造假的坏风气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
他建议，出台法律法规制定科研人员行为准则，对科研人员从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和自身价值进行行为规范，对研究资助的原则及发生学术不端行为的责任追究有明确规定，一旦发现学术造假严惩不贷，形成造假失信必受惩戒、不敢失信不能失信的机制和法治环境。
在学术诚信方面应注重“防患于未然”，高校从本科阶段起就对学生实施“以诚为本”的道德教育，将惩治学术造假归为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学生在完成论文过程中，无论有多少引证，只要不是自己的思想，都必须注明出处，哪怕是一个简单的数据，培养尊重他人劳动成果的习惯和严谨的学术氛围。
此外，应建立全国性学术打假监管机构。近年来学术造假事件多是院校、科研机构自行单独处理，有些难免姑息迁就。造假事件不少，得到严肃处理的人员不多。须走出“自己人监督自己人，自己人查处自己人”的模式，可以借鉴国外一些成熟做法设立相应机构，对政府资助项目的质量和真伪有效监管，随时公布违规者姓名、单位和违规情节及处置决定，限制造假者在一定年限内不能参与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尽可能避免研究人员因过度追求眼前利益铤而走险。
韩宝生还建议对目前高校、科研院所过于看重论文发表数量的考核机制进行改革。目前的硬性考核指标直接与收入、住房和职称挂钩，这些无形的压力导致许多人心态浮躁，不搞研究“搞关系”拉项目，而教育和科研若没有长期的积累难以出成果，单纯追求硬性考核指标导致科研人员坐不住“冷板凳”，急功近利，缺失了教育科研应有的崇高使命感。
“当务之急是要彻底改变滋生造假的土壤，改变目前以论文数量为主的考核导向，建立以论文质量为导向的考核体系，从源头上扭转功利化的学术风气。”韩宝生说。（新华网）
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代表建议：修改高教法给外教一个“名分”
“中国高等教育要走向国际化，需要有外籍教师、外籍学生，可是我们的高等教育法规定大学教师得是本国公民，外籍教师需要有法律上的‘名分’。”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建议，尽快将修改高等教育法纳入议事日程，以满足现阶段教育改革和国际化需求。
谢和平代表说，我国高等教育法是1998年颁布实施的，其多项内容已经不符合现实需要。例如，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实行教师资格制度。中国公民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经认定合格才能取得高等学校教师资格。
“事实上，国内一流高校大多聘有外籍教师，也履行了规范的聘用手续、签了聘用合同，但如果按照法律规定，这些都是不合法的。”谢和平代表说。
谢和平代表建议，尽快将修改高等教育法纳入议事日程，高等教育法的修改应进一步明确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明确大学章程的法律地位。（新华网）
赵永正代表建议：促进高校向研究类型大学转变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委书记赵永正在日前举行的陕西团小组讨论中表示，陕西大学数量不少，但是研究型大学不多。要把顶尖人才引进来，只要引进了人才，这个学科就能起来，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就起来了。
赵永正说，陕西大学数量不少，但是真正的研究型大学不多。一些学校不能办文史类的都在办文史类，艺术类的专业各个学校也都在办。所以，陕西要下决心整合一些学科，促进现在的大学向研究类大学转变。
赵永正还专门谈道了西安交通大学排位下降的问题。他说，虽然我们不赞成大学排位，但是从这几年的排位看，西安交通大学排位是在下降的，从前几位下跌到现在的十五位。这说明两个情况，一方面，现在大学的竞争非常激烈，各个地方大学都起来了；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发展确实存在差距。大学发展也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在谈道人才引进问题时，赵永正表示，要把顶尖人才引进来。“只要引进了人才，这个学科就能起来，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就起来了。现在我们非但引进不来人才，陕西的人才反而都被人家挖走了，这个需要注意。十二五期间，陕西省拨付给西安交大的资金也主要用于人才引进。”赵永正说。
赵永正还说，现在高校里面还有一些突出问题，行政人员很多，教师比例反而减少了，而且一部分教师都走上了行政的路子。还有一些学校进了很多行政、后勤人员，把教师的亲戚朋友都搞到学校来，造成近亲繁殖，这些问题都要避免。（人民网）
【聚焦2014两会高等教育话题（六）】
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委员：教改应从高校招生撕开口子
“我们都说要按教育规律办事，但什么是教育规律，试问谁能说清楚？”3月10日上午，记者一走进全国政协教育界别小组讨论会场，便被全国政协委员、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的发言所吸引。张尧学委员指出，当前我国教育存在十大问题，包括行政化严重、机构臃肿、投入不足、师资水平低、对教育规律把握不好，等等。他的发言引起了其他委员的热烈讨论，大家纷纷各抒己见。
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俞敏洪表示，教育改革必须从高校招生撕开口子，采用多元化的录取评价体系。
“我担心高考改革、教育改革会用新的应试教育来对待素质教育。”上海科技大学副校长印杰委员紧接着说，“前几天记者问我，你们认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重不重要？我说当然重要。接下来就问：那你们怎么考核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在高考里面算多少分？”
印杰指出，这种根深蒂固的应试思维、分数思维与精英化的教育模式密切相关，我们的教育从幼儿园开始就是不断淘汰、选拔精英，选拔自然需要明确的考核方式，但并非所有东西都应该去考核。教育具有普惠性，应致力于让所有人都能成才，而不是仅仅为了选拔精英。
华北电力大学校长刘吉臻委员表示，应充分发挥政协界别的作用。“我们这么多教育界的人士聚在一起，这么高规格的会议，应该就几个主要问题形成几条共识。这不是普通民众茶余饭后的闲谈，不是几家媒体的报道，也不是某个官员个人的发言，而是全国政协教育界别的委员关于中国教育问题的共识和探讨，这是相当有分量的。”
刘吉臻建议，除了会议简报和大会发言之外，应该用现代信息手段把委员们讨论中的真知灼见广泛收集起来，这对国家、对社会都是宝贵的思想财富。(新华网)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大学校长袁寿其：博士授权点向地方高校倾斜
目前，国家规定的博士学位“增列授权点数量不得超过撤销授权点数量”，对地方高校影响很大，导致有些具备较强实力的学科，由于指标因素，迟迟无法获得博士学位授权点，影响了学校发展。
这一限制对布局已经完成、博士点数量完全能够适应事业发展需要的部属高校不会产生很大影响。但对地处经济发达地区、整体事业发展较快的地方高校来说，则限制很大。随着我国教育科技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学科点的发展并非此消彼长，尤其是地方高校通过深度融合地方经济发展以及科技创新体系，学科水平普遍得到长足发展，有些学科早就具备了博士学位授权水平。
对地方高校，在优化结构、自主调整的原则下，应适当增加一部分自主增列博士学位授权学科指标。这些指标可由省级学位委员会组织学校申报评审，进一步扩大省级政府的教育统筹权。此外，在开展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增列调整工作时，指标也应向整体发展较快的地方高校倾斜。(中国教育报)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朱之文：高考指挥棒别指错路
教育部不久前公布了高考改革的初步方案，这一方案是否有望让下一代人真正享受到素质教育？带着这个问题，本报记者10日在北京京西宾馆采访了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全国人大代表朱之文。
“高考是个指挥棒”，朱之文说，应该指挥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而不是“对待学生像敌人一样，用题海战术、反复考试来强化知识”。
针对大学招生加入综合素质评价，朱之文说，这需要建立一个系统，可以公正、客观地记录学生在思想道德、身心健康、参与社会活动这些方面的表现。大思路很明确，关键在于具体环节怎么根据实际情况操作好。
有教育界人士认为，高考不分文理科，不利于有专长的学生，朱之文则认为两者并不矛盾。“文理科不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不好”，他说，一个人可以有爱好，有所偏长，但是应该有基本的素养。“我观察许多学生，文章写得好的，往往不是文科生，反而是理科生，很多社会科学搞得好的，也不见得是学社会科学的，往往是复合型人才。一个人的知识基础越厚，未来在专业发展上就越有潜质。”
至于像钱钟书、吴晗这样极端偏科的人才，朱之文说，得承认这些人只占极少数，不具普遍性。而且，不少学校已经启动了自主招生，“如果你真的哪门成绩很突出，哪方面很有见解，可以通过自主招生进来。”(新华网)
北京大学原校长周其凤代表建议：制定学位法取代学位管理条例
3
月10日
，北京大学原校长周其凤代表在审议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建议，制定学位法取代现行的学位管理条例，改进和规范国家学位授予制度。
周其凤说，我国现行的学位管理条例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实施，对恢复建立高等教育制度和学位体系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经过30多年的发展，目前办学管理体制和办学形式已经日趋多元化，学位管理条例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周其凤建议，提高法律层级，制定出台学位法。(中国教育新闻网)
郑州大学党委书记郑永扣代表：促进高校国学教育发展
国学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目前全国高校设立的有一定影响的国学院（研究院、研究所、书院等）有40所左右，开展本科或者研究生招生的国学院只有7所院校，招生规模普遍偏小，国学方向在校生不足千人。高校国学教育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未形成成熟的国学教育体制和机制，缺少相应的评价体系。
建议国家创造条件使国学享有与其他学科一样平等的学科地位和公平的资源配置，成立国学教学指导委员会，推动全国国学教育健康有序发展。同时，建议对国学教育制定有针对性的发展规划，特别是对具有一定发展规模和特色的国学院或研究机构，加大支持力度和资源配置。最后，国家社科规划、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等科研管理部门应发挥政策导向作用，安排适量国家类课程，鼓励专家学者申报，并制定相应的成果评价体系，促进国学科研整体水平不断提高。（光明日报）
——代表委员热议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难
【点题人】
河南省长途客车司机高建华：
我儿子去年考上了重点大学，全家都很高兴。我们普通家庭供一个大学生不容易，我跑长途收入也不高，都盼着他将来可以凭自己的本事在社会上立足。但是，现在大学生的就业形势每年都很紧张，我们很担心他将来的出路。大学生找个工作怎么就那么难呢？
高建华说出了很多大学生家长共同的担忧。如何看待当前的大学生就业难？政府和高校如何应对？怎样引导大学生基层就业？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几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社会应当摒弃用人“学历歧视”
“近年来，一些用人单位招聘时直接把非‘211’、‘985’高校毕业生排斥在外，这样做损害的是教育结果公平。”谈起眼下社会上选人用人机制上出现的偏差，全国人大代表、郑州市教育局局长毛杰有些激动。他认为，正是这种“学历歧视”，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大学生就业难的现状。
“如果好工作只留给重点大学的学生，那么其他学校也就没有调整人才培养结构和培养方式的动力了，这不仅对于发展更多高水平、高质量、有内涵、有特色的高等教育十分不利，而且极大削弱了其他学校人才培养与使用的价值。”毛杰说。
毛杰建议国家尽快出台“反就业歧视法”，在制度层面解决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学历歧视”问题。如明确界定毕业生就业“学历歧视”的内容与类型，规定用人单位不得排斥非“211”、“985”高校毕业生。
不过，在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大学校长娄源功看来，目前，我国高科技含量的产业发展水平不高、经济发展形势落后，提供的高端就业岗位不足，才是当前制约大学生就业的重要因素。“破解这个结构性的难题，尚需时间。”娄源功说。
娄源功认为，一直以来，高校热衷于“求高、求大、求综合”，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同质化，也是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之一。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农业大学副校长张全国认为，高校应按社会需求设置专业。张全国举例说，河南农业大学这几年开设的与新农村建设紧密结合的本科专业，包括农村社区管理、农村能源工程等，着重培养新农村建设急需的规划设计、管理服务等应用型人才，短短几年，招生规模就达1700余人。
扶持大学生创业带来“倍增效应”
“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对高校毕业生，要实施不间断的就业创业服务，提高大学生就业创业比例。我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全国人大代表、共青团安徽省委书记李红说。
创业在就业格局中意义重大。然而，对绝大多数大学生来说，要想创业，初始阶段就会遇上大麻烦。资金、技术、经验，无一不是“拦路虎”。他们迫切需要得到来自各方的指导和扶持。
李红认为，相关部门应开展资金融通服务体系建设，帮助大学生获得急需的资金，“金融机构可实施青年创业小额贷款项目，政府也可以对青年创业贷款进行财政贴息。比如安徽就设立省本级贴息专项支持资金100万元，以服务大学生村官创业。”
数据显示，2008年至2012年，安徽共青团组织共协调金融机构发放青年创业小额贷款34.1亿元，扶持创业青年4.6万人；2010年至2012年，连续3年对皖北地区青年创业小额贷款提供财政贴息，共为6338名皖北青年提供创业项目贴息3000万元。
“除了最直接的资金支持，政策服务也必不可少。”李红说，“现在，扶持大学生创业的政策不少，但大学生对这些政策的了解还有待提高。这就需要及时向他们解读和宣讲，同时还要收集青年创业过程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及时向党政有关部门反映。”
李红建议，有关部门要积极创建大学生创业的教育培训服务体系、项目孵化服务体系、资金融通服务体系、政策扶持服务体系和人文关怀服务体系，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帮助他们创业。
“创业具有倍增效应，尤其是在基层，大学生创业不仅能解决自身的就业问题，还能辐射带动周围群众致富。”李红说。
新型城镇化开启就业“机会之窗”
2007年，毕业于江苏师范大学的张秋香，来到江苏省泗阳县三庄乡邵道社区，成为一名普通的大学生村官。如今，刚满30岁的她已成为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劳动模范、泗阳县八集乡乡长。回顾自己7年来的农村工作生涯，张秋香最骄傲的是，为乡亲们搭上城镇化快车做了点事。
邵道社区贫困人口占40%，村民大多是文化水平不高的留守人员，靠传统农业种植维持生计。张秋香想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带动乡亲们致富，却无人响应。于是，她便带头先试。2008年秋冬时节，张秋香采用新技术种植的反季节蔬菜赚了20万元，一下带动周边1000多名农户加入蔬菜专业合作社，人均增收3000元，各类蔬菜加工产品还带动20多名留守妇女就业，从农民变成半农半工。
“泗阳不是富裕地区，可是只要你肯干、肯动脑子，依然可以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张秋香说，“事实上，农村的城镇化需要大量高素质人才。可是大学生心甘情愿来农村工作的，还是太少了。”
张秋香说：“产业结构调整中，适合大学生的知识型、技术型、服务型岗位会越来越多，何必都往大城市挤呢？”为此，张秋香建议，学校应该以多种形式加强对大学生的国情教育，切实转变大学生的就业观念。同时，各地政府也要抓好产业结构调整，尽快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
“李克强总理说，要开发更多就业岗位。我理解就是，高质量城镇化肯定要有高质量的第三产业配套。有研究显示，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将增加600余万人。对大学生来说，这是摆在眼前的机会。”张秋香说。(记者高毅哲纪秀君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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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江苏高等教育网 http://www.jsgjxh.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