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逢李龟年》的伤感来自哪里?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窃以为是唐代最伤感的诗句。这固然和诗作的创作背景、内容、时间、地点等客观因素有关,跟读者自身的主观感受和情感迁移也关系颇深。
首先是对李龟年的感情带入和迁移。李龟年是开元盛世至天宝年间京城盛极一时的皇家御用乐师,岐王和崔九是权势滔天、荣宠至极的显贵近臣,李龟却能够成为他们府邸堂前的贵宾常客,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以一曲《郁轮袍》惊艳亮相于玉真公主殿前的王维,十七岁的少年郎君,施施然而来,郎艳独绝,艺惊四座,才气干云霄。这样的人物啊,谁承想流落在颓圮的江南街巷,容颜已老,华服尽去,唯有一张琴,一溪云,一片落英缤纷。传说,在湘中采访使举办的宴会上,李龟年演唱王维的《伊州歌》后,因情绪激动昏倒,四天后苏醒,但长期抑郁,不久后郁郁而终。时空的错位连接,让这伤感似是为李龟年,也似是为王维。
人生南北多歧路,君向潇湘我向秦,此后人间多宽敞,南来北往又逢卿。何其喜悦,又何其悲凉! 读者见子美,亦如子美见卿,皎皎如月,灿若星辰,如今零落成泥碾作尘。从“荡胸生层云”“一览众山小”“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到“麻鞋见天子”“每依北斗望京华”,再到“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这走马灯似的人生,再看时只剩“三吏”“三别”,只剩“白发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最后“扁舟下荆楚间,竟以寓卒,旅殡岳阳”。文采风流,忧君怀民,这潦倒的一生,伤感二字太轻!
如果说《琵琶行》写的是偶遇,《江南逢李龟年》写的则是重逢, 后者是对悲剧故事的续写,前者在悲剧进行时戛然而止。白居易和琵琶女“同是天涯沦落人”,至少那一夕同病相怜,互诉愁肠,诗人赠诗,琵琶女赠曲,这些成了彼此的感情慰藉,也成了读者的感情慰藉。宛如新朋相识相知相怜相赠,有哀怨有凄凉,但总体是“奋”压倒了“伤”。而《江南逢李龟年》是在“落花时节又逢君”中止笔,杜甫和李龟年是故交偶遇江湖,彼此参与过对方过往,因而,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感情深度上,均比白诗来的更深广,恐怕只剩“知交半零落”的叹息,“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的”凄凉。遇见如何?故事的结局在哪儿?在安史之乱后社会动荡的现实里,在杜甫期年未逾(据考证此诗写于公元770年,杜甫卒于770年)的光阴里,在“李龟年在770年与杜甫重逢后,史籍失载,结局不明,但极可能在贫病凄凉中终老江南。”的说法里。
站在时光前,抬眼远望,繁花开且落,江南又春归,暮年遇故人,故人已憔悴。又恰逢社会动荡,民生凋敝,京城繁华宛如昨日。而站在唐朝之外,凝眸回望,那悲伤的结局还在盛唐气象尽失,唐代从此由盛至衰的转折里,在时人如蝼蚁,眼看历史的烟尘滚滚,耳听历史的车轮辚辚的画面里。也许还在每一个中国人提到五千年灿烂文化,都不由说起大唐盛世的叹息里。
这个结局埋在了江南的暮春里。江南,是无数文人墨客心中的人间天堂,“人人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即使他处花落,人们还寄希望于江南,“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可是杜甫和李龟年相遇时,江南的春天已经渐行渐远,连江南都失去了春天,还有何处可寻?美景美地已矣,他处可堪行?
还有这一句“正是江南好风景”,隐藏着多少深深的遗憾。“落花”时节不应是江南的好风景。否则也不会有“无可奈何花落去”“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这样的惜春之声了,他想表达的正是春光恰好时无缘相见,却在惜春伤春时相逢,这份遗憾不仅是因春已逝,还能让人联想到年华、事业、家庭、盛世等的都由盛转衰,伤感之情氤氲在字里行间。
最后,在那江南暮春时节,在那颓圮的街巷,执手相看泪眼的岂止是杜甫和李龟年?伤感中,仿佛更有刘禹锡、柳宗元、白居易、韩愈、李白、王昌龄、刘长卿这一批谪仙从眼前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