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诗常写牛鬼神蛇，也常伴有紫黑红此类鲜艳浓烈的颜色，“长吉赋物，使之坚，使之锐，余既拈出矣。”李贺诗奇诡，他无奇不写，“奇”既是他诗歌的长处又是他为人所诟病的地方。而李贺诗的奇谲不仅在于他善用颜色、“硬性词”，更在于其善用比喻。众所周知，钱先生是极善用比喻的，《围城》中新奇的比喻更是令读者目不暇接。而在《谈艺录》中，钱先生对长吉的比喻大加赞赏，那么，钱钟书，李贺，比喻三者又怎样的关联呢，笔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产生了这样的联想。

钱钟书是首位将“conceit”（英译：奇喻）翻译成“曲喻”的人，并以佛家分喻之说( 雪山似象，可长尾牙;满月似面，可添眉目) 作为补例旁释。在《谈艺录》中钱钟书评李贺诗歌时说道:“而其比喻之法尚有曲折。夫二物相似，故以此喻彼；然彼此相似，只在一端，而非全体。苟全体相似，则物数虽二，物类则一；既属同根，无需比拟。长吉往往一端相似，推而及之于他端。”钱钟书论李长吉的比喻方式是曲折迂回的，更接近于是类推比拟式的。李贺的比喻并不是寻找本体与喻体之间的不同之处，而是发现不同之处，而本体与喻体之间有赖于“一端的相似”联系在一起。如李贺的“清泪如铅水”，泪与水之间有一个共同之处便是“液体”，而李贺将其比作铅水就使得泪水有了铅的沉重之感，更显得的悲伤凝重。由一端的“水”，推至“铅”的特质。联系钱钟书的小说，“想这是撒了一个玻璃质的谎又脆薄，又明亮，汽车夫一定在暗笑。”（《围城》）谎言总是容易被戳破的，具有玻璃易碎的属性，而既然比作玻璃，那么这个谎便有了玻璃的其他性质，即明亮的，也就说这个谎言看似隐晦，实则是公之于众、荒谬可笑的，增添了文章的讽刺意味。由一推出多，李贺的比喻所用的喻体看似与本体并无瓜葛，或是只有“一端的相似”，实际上，本体由这一端的相似可类推比拟出喻体的其他属性，本体从而承载着更多的情思与喻义。

李贺的比喻总给人奇谲云诡的陌生感，而这种陌生感既是来自于作者浓重色彩以及“硬性词”的运用，也来自于喻体选自抽象、新奇的物体。如“空山凝云颓不流”；“黑云压城城欲摧”；“神血未凝身问谁”；“踏天磨刀割紫云”等，黑红紫此类浓重的色彩以及颓、凝、压、摧、割此类具有硬性的动词、形容词都加重了李贺喻体的陌生感。“皆变轻清者为凝重，使流易者具锋芒。”此外，李贺常选择抽象新奇的喻体，例如“劫灰飞尽古今平”，古今的时空变化会有谁联想到被扫平的灰烬呢？时间范畴的劫灰可被扫尽，那么空间也如时间之可扫平也，喻体非常的抽象，令读者陌生费解。联系到钱钟书的小说，“名字赤裸裸的，好像初进按摩浴室的人没料到侍女会为他脱光衣服。”“假如苏小姐也不跟他讲话，鸿渐真是要觉得自己子虚乌有，像五更鸡啼时的鬼影或道家‘视之不见，持之不得’的真理了”（《围城》）钱先生所选择的喻体也是出人意料，出其不意的，用更加虚幻抽象的喻体喻指直接具体的本体，凸显作者幽默风趣的写作风格，也使得文章风云变化，可解读性更强、更丰富。

李贺的诗极具开创性地将同感与比喻这两种修辞手法进行弥合，“曲喻”这种特殊比喻手法的运用使得人的感觉被打通，而被打通的感觉融入本体与喻体之中，正是通感与比喻的高阶融合。“羲和敲日玻璃声。”将太阳比作玻璃，本体与喻体之间有诸多不相似之处，仅有明亮的属性是相似的，而借助这个跳板，太阳有了敲击玻璃才会有的声音，既有玻璃特有属性，又扩展了热的感官，从视觉扩展至听觉，打通人的感官，也丰富了作者的审美表达。又如“银浦流云学水声”，云比作水，既有水的流动之态，又有水的清脆声响。钱先生的小说中也有类似的“通感式”曲喻的运用，“‘你———你这混蛋！’苏小姐用中文骂他，声音似乎微颤。鸿渐好像自己耳颊上给她这骂一耳光，自卫的挂上听筒，苏小姐的声音在意识里搅动。”（《围城》）苏小姐的话被比作耳光，既有耳光的力度也有耳光带来的痛感，可见苏小姐的话给方带来的力度与冲击。

李长吉的诗与钱钟书的小说对于比喻的运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曲喻、陌生感、同感，三者相互交融，交织出绚丽奇特诡谲的审美表现形式，进一步增强文学的表现力。而钱钟书在《谈艺录》中对李贺的特殊比喻——曲喻大加赞赏，也足以见得李贺的比喻深刻影响着这位文学大家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