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说：“我的写作，离不开湘西的水土和人民”。马尔克斯则说：“拉丁美洲的现实是我们的魔幻，而魔幻是我们的现实。”前者的文学创作诗意朴素，聚焦于湘西苗族的风土人情，于是写出了名震世界的《边城》；后者以孤独为文学创作基点，以魔幻现实主义写尽了拉丁美洲的腐烂与潮湿，一如“马孔多在下雨”的压抑。

作为岛国的日本，自然灾害频繁，资源匮乏，因此由环境的脆弱性催生了“无常观”与感伤性格，即叹生命之脆弱短暂，世事无常。这种观念渗透到文学与艺术中，便产生了以《源氏物语》为代表的物哀文化。樱花绚烂却短暂，枫叶盛极而衰，冬雪消失无痕，都成了物哀文化的具象化符号。松尾芭蕉的《奥之细道》写樱花凋零“樱花如云霞，钟声自悠远，上野抑或浅草”，表达繁华易逝的怅惘，川端康成于《古都》中写枫叶“连红叶飘落的声音，都引人寂寥”。在日本文学中，樱花与枫叶的美，不在于花如云霞，叶红似火，它们的美，恰似在于凋零前的刹那辉煌。电影《秒速五厘米》以樱花与爱情为主题，樱花落下的速度为秒速五厘米，而爱情也随之消逝……电影《你的名字》，同样以失去为主题，延续了物哀精神。物哀文化尽显幽静寂寥，在戏剧中，与中国、欧洲戏剧惯用夸张动作去表达悲哀之深沉相比，日本文学多采用静寂的忍受悲痛的动作，这也与自然灾害下所生出的忍耐力与坚韧性有关。

同样是雪，日本认为雪代表纯洁且易消融无痕，蕴含一种感伤，触发对死亡、孤寂的哲思，正如《雪国》结尾写雪地灯“银河倾斜，触手可及”的虚无感。

俄国则反其道而行之。严酷气候孕育出冻土文明，大雪冰封之下是俄罗斯火热的灵魂。日本在自然灾害下生出忍耐，而俄罗斯则迸发对抗。俄国文学的对抗精神，是阿赫玛托娃在《安魂曲》中写的“在这般冰雪覆盖的沉默中，唯有我们的声音不曾冻结”，是玛斯洛娃独自行风雪中的流放之旅，实现灵魂的自我复活，是《癌症楼》中的雪的压抑，与大地的铭记。雪在俄国文学中，从不是供人观赏的自然景观与背景板，它象征着苦难、权力和战争，是必须要征服的对象，是民族精神的磨刀石——寒冷愈盛，锋芒愈利，在残酷现实与理想主义的撕扯中更显人性的坚韧不屈。

在对待雪的迥然而异的态度中，我们可以窥得，民族性格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根深蒂固、存辖制轮的。民族性格因其复杂性，并非单一因素所能决定，它是在自然环境、社会氛围与文化创作的合力下，经过代代的突变、积淀与传承后，进而刻进民族文化中的基因密码。就中国而言，因其地广物博、幅员辽阔的特点，中华文化更是灿烂辉煌。在中国内部，便鲜明的体现出了文学的地域性与民族性交织融合的特点。湘西风情，人情美好，堪为世外桃源；黄土文明，粗犷豪放，苦难中见坚韧；东北文学，悲凉苍劲，幽默与辛辣交织……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文学创作基于民族，又高于民族。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在扎根于黄土的《白鹿原》中得以体现，黑塞也将捞月诗人融进语句，郁达夫行距间也泄出物哀之美——民族性是文学的根基，但伟大的作品最终超越民族，抵达普遍的人性与共同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