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这是黄仁宇著作《万历十五年》开头的一段文字，但1587年真的如黄仁宇所说的平平淡淡吗？1587年，海瑞、戚继光相继去世，张居正的改革措施相继被废除，万历因立储风波而怠政，各地多发自然灾害，李贽走上人生拐点削发为僧，同时女真族在东北逐渐积累力量，北京城街市则依旧太平。

1587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王朝盛世并非一蹴而就之事业，一朝覆灭也并非一夕之间，病变的种子早已在角落处生根发芽，而皇帝与官员们却身在局中，一无所知。“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大浪成于微澜之间”，1587年的看似不起眼的种种“小事”，是国家机器生锈的细微钝响。于是，万历十五年的蝴蝶扇动了翅膀，1644年的龙卷风无情的摧毁了明王朝。

“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的秋天，他作为首辅已四年有半，今后还有四年，他仍为文渊阁的首长。在他不知不觉地用尽了命运为他安排作首辅的全段时间，”继张居正之后的首辅申时行，以中庸的老成之法周旋于文官与皇帝之间，做到了“不肖者尤知忌惮，而贤者有所归依”，使朝堂维持了了一个巧妙的平衡。但这种表面的风平浪静，底下却波涛汹涌——许多问题被拖延着迟迟得不到解决，甚至自欺欺人地就此翻篇，历史遗留问题则为明王朝的埋下一个又一个祸根。作为首辅的申时行，认清了现实，却依旧热血不凉，他也许没有张居正那般大刀阔斧改革的锐气，但他的中庸又何尝不是对现实的妥协后的因地制宜、与光同尘呢？

海瑞清廉刚正、不畏强权，执法严明且心系百姓，是儒家道德的理想践行者，但这样的清官却被文官集团所不容，他们都渴求海瑞，但人人都不愿成为海瑞——海瑞太“清”太刚，“水至清，则无鱼”，“过刚易折”。海瑞因直谏一战成名，因绝对而不变通的的廉洁奉公而留名青史，他是明朝文官集团的公平与正义的形象代表，当海瑞与世长辞时，也说明明王朝的公平与正义也已经消亡了。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刻画的李贽，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思想异端。作为晚明激进的思想家，他批判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虚伪，主张"童心说"，强调个体真实情感的价值，其思想中已闪现早期启蒙色彩。但他选择落发为僧又饮酒食肉的悖逆行为，暴露了传统士人在新旧时代夹缝中的精神撕裂：既无法挣脱儒家伦理的桎梏，又渴望突破僵化道德体系。黄仁宇通过李贽的悲剧，揭示了16世纪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旧制度已腐朽不堪，而新思想却缺乏生长的制度土壤。李贽最终在狱中自刎的结局，恰似那个窒息时代的隐喻：超前思想者往往成为体制祭坛上的牺牲品。

“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全书以万历十五年为一部失败的总记录为结尾，戛然而止却又充满悲剧色彩与历史厚重感，如入火炬，得清凉门。在万历十五年，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都早已不再重要，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明王朝早已是病入膏肓，药石无医。

1789年7月14日，路易十六在日记中写下“无事”，但他不知，起义军已经攻占了巴士底狱的大门；1587年，明王朝街市仍旧太平，但仅仅57年后，崇祯便上吊身亡，明王朝的生命戛然而止。历史的蝴蝶悄然飞入北京城，不可察的翅膀扇动，龙卷风便席卷了明王朝，历史的蝴蝶效应在万历十五年尽显无疑。

覆舟水是沧生泪，不到横流君不知。不谈家国大事，暮然回首望去，那些个时候并没有什么天降异象、风起云涌，头转回来，抿一口酒，你和身旁友人说的，也只能是再叹一声气：“当时只道是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