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如何爱你的？”

古往今来有太多爱情的赞歌，其中浮现出许多姿态各异的女性形象，她们或温婉，或热烈，或娇羞，或泼辣。不同的身姿娇影各有千秋，但汇总重叠总有相似之处。排去个例，爱情在她们身上闪烁着别样的光彩，对自由恋爱的大胆追求也成为独立女性意识觉醒的标准。可谓中外文化中，少女恋爱观出奇相似。但受着中外文化自身发芽的土地不同，其少女抒情方式上呈现着巨大的差异。

情之所起，一往而深。无论中国还是西方，传统封建社会下男女相见有着严格的规定，那么男女主如何相见再发展到相爱，需要在情节设定上有所考究。崔莺莺与张生的第一次相见是为崔父烧香祈福，罗密欧与朱丽叶是在家族的假面舞会上。单单从相见的原因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出中西方文化差异。首先是崔莺莺作为待嫁闺中的少女，在严格的宗法要求下是不得与外男相见，但是在“父为子纲”的要求和“孝道”的原则下，崔张的相见有了合法性。追本溯源，“父母之恩”重于“男女之别”，这更能体现出中国传统社会下的规范性与秩序性。除此以外，让张生走进崔莺莺心中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是一个有才华的读书人。“小姐盼他是其词”，在寺中对话的过程中，张生用尽其能的展现自己的言语之美，当崔莺莺再第二天回想起他时，也是首先赞其词。所以对于崔莺莺的情感之起，可以说是对读书人的倾佩，这点也可看出中国女性情感的恬静，柔美。

而罗与朱的会面更具巧合性与娱乐性。罗密欧原则上不可能被邀请参加卡普勒家族宴会，只是恰巧被亲王族人顺带着拉到宴会中。如果当时莫丘肖没有路过街道，没有与罗密欧相见，就不会让男女主相见，因此具有巧合性。除此以外，朱丽叶爱上罗密欧仅仅源于双方跳了一段舞，让两人见一面就爱上彼此。在娱乐场所初见即相爱，可以说这段恋情具有娱乐性。朱丽叶爱上罗密欧并大胆示爱，其中更能体现出西方女性爱情观的大胆奔放与执着。

如何表达爱意，是女性在恋爱抒情时的具象化表现。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朱丽叶直接明了地说：“要是他结了婚，我的新房就是一座新坟”。可看出，朱丽叶在这场恋爱中不由自主地担任了告白的主动方。其内心和行动上都具有主动性，在抒情上热烈豪放，属于直接抒情派。

而《西厢记》中，崔莺莺好不容易再次见到心上人时“将腹中愁恰待申诉，及至相逢一句也无，则道个‘先生万福’。”她同样有万般爱意，不见恋人的愁情几乎要抑制不住了，但是再相见时，却只说了一句希望君一切顺利。作者通过人物心理描写真真切切地表达出思愁，但行动和语言上却不显半分，是中国女子在表情抒意上的害羞与腼腆。除此以外，红娘在这段感情中充当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男女双方相约见面时，崔莺莺由于害羞与矛盾的内心，多次毁约，这时红娘主动成为推动力，威胁崔莺莺若是再不赴约就报告夫人。于是崔莺莺在大家长的威压下，尊崇了内心的渴望，与张生相见得以成侣。并且面对长辈的阻碍，也是红娘承担了突破传统束缚的责任，以礼凭智让崔莺莺和张生终成伴侣。可以说，崔莺莺在这场恋爱中始终处于被动方，或者说是使用委婉含蓄的方式表达情感。在《西厢记》中最出彩的几场抒情中，都有红娘的身影，并且她本身也展现出少女恋情时的羞恼，可是说是崔莺莺内心真实情感的化身。也正因为崔莺莺自己无法直接抒情，才借用了红娘来“第三者抒情”。

《西厢记》作为经典中国传统爱情戏剧，突破传统礼法限制将男女之间合乎自然的情感宣泄出来。这类主题在古今中外并非个例，但巧妙借助“第三者”抒情，大量运用华丽多彩的景物描写，既给读者带来新颖性，同样也有极高的审美造诣。但这些写作手法的本质目的，在于帮助“无法开口”的崔莺莺来表达出那恬静、含蓄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