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如火如荼的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热潮席卷八十年代的文学旷野，当小说逐渐囿于现实生活的代言，我看到了逆流中的莫言踽踽独行，以一部《红高粱》与传统大众历史观背道而驰。

抗日爱国题材的历史小说并不罕见，譬如《红岩》《荷花淀》等公认的历史经典都秉持为现实生活描摹的传统思维来写作，因而是作者自身阅历的浓缩，是真实历史的复刻，是对抗日民间生存状态的还原。而莫言没有亲历战争，他只是基于对祖辈回忆陈词的积累，还有自己大胆的幻想加持，自信地重构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民间抗日图景。写作年代与故事发生年代的分离有悖于传统历史观，固然会引来诸多现实主义者对作品解构历史的质疑，殊不知，虚构的文字里亦有与抗日历史高度契合的悲壮色调、独特的民间战斗风貌以及鲜明的人物形象，都在为作者自身对历史的独特理解张本。

初读《红高粱》，读的是书中异乎寻常历史小说的血红底色，时常带有诡谲神秘的气息。文字里直面血腥的惨状，不排斥甚至刻意突出血腥场面的惊悚感。当写奶奶戴凤莲面对日军压迫时，作者并没有尊崇传统历史观里女子撕心裂肺地哭喊抗争写法，而是写她迅速抹了把罗汉大爷头上的血涂满自己的脸，这使得原本看似荒诞骇俗的血腥情节在求生的大背景下却显得真实又惊心动魄。因此，在视觉上呈现出了极大的震撼力，即血可以彰显侵略者的极端罪恶，可以渲染浓烈的悲壮氛围，亦可以刻画人物求生的机智秉性。

同时，作者突破传统历史叙事范式，摒弃了常见小说里百姓互助团结、主动配合先进党派组织的抗日群像，而是集中于表现家乡高密的农民自发抗日的个性化历史。这里的人们也并非从一开始就亲密无间，诚如余占鳌和冷支的抗日队伍，有着种种利益冲突，一言不合甚至要开枪动粗，但是他们仍然能够在巨大民族危机前选择合作。再如写就义的罗汉大爷也不是从一开始就写他如何不畏牺牲，而是归结于数次生不如死的折磨之后的义愤使然。那些传统历史观里极力避讳的有损英雄形象的行为，在这里展现的淋漓尽致，而这，恰恰是充满个人思考的历史观。

甚至女中豪杰戴凤莲，有求生时的装疯卖傻，也有和余占鳌在高粱地的野合。由此可见，《红高粱》中的英雄并不是刻板的圣人，他们有血有肉，也有强烈的私欲和懦弱的天性，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生死攸关还会遵从民族大义。这些粗犷的英雄形象或许与传统历史观里含蓄蕴藉的谦谦君子脱节，却绝不会落入将英雄扁平化、格式化、脸谱化的窠臼。

然而，不管是对这片土地上抗日队伍的利益较量，还是对乡村不合礼法的野性，作者始终都没有循着传统乡土作家的视角站在启蒙的立场看待家乡，他只是冷静地叙述，甚至持有肯定的态度来看待这片高粱地上不同于传统老实农民的另一面性情，那是对乡村的赞美，对人性的讴歌。

拥抱文学本身，不拘泥于传统历史观的束缚，我看到了一个有个性的《红高粱》，一个渴望自由的莫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