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白于书，在浓浓的墨香中体悟写作者的真情流露。点点滴滴，伴着清幽的墨香，让心灵在这片空白中得到永久的升华，永久的温馨。

蜂以采花，故能酿蜜；蚕以食桑，故能吐丝；海纳百川，故能成其大；人读百家书，故能养其气。与书打交道的这些年，我觉得读书最大的受益便是“养气”。概括之，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博采，足以长才，足以养气。书，应该是那种真知灼见，君人心智，清新脱俗，陶冶情操，催人奋起的书，它可以是古今中外的名著和经典，也可以是时文和美文，能够常读常新，富有顽强生命力。读书不必拘泥亦不必只读圣贤书，大可放眼世界，结交芸芸众生，也可遥想风光霁月，默思寸草春晖。人既有一人读书喜好，一书也有一书特别之处。所以贵在每人自己根据他自己所需所好，去寻求一种最适宜、最有影响的书目。回首冥想，在记忆浩渺的沙滩中，我还是毫不迟疑地选择了曹禺的《北京人》，我喜爱它自有它过人之处，在此与大家分享。

曹禺戏剧的高度艺术成就对我国现代话剧文学样式的成熟起了决定性作用，奠定了五四以来这一新生艺术样式在我国现代文学中的地址。《北京人》高度满足了话剧作为舞台艺术所提出的关于人物、冲突、结构、语言等方面的艺术要求，成为我国话剧创作的典范。

三幕剧《北京人》以曾家的经济衰落为串联全剧矛盾冲突的线索与戏剧冲突发生的具体背景，展开家庭中善良与丑恶、新生与腐朽、光明与黑暗的冲突。并透过这些冲突，深入封建家庭这一躯体深处，着力发映出封建主义精神统治对人的吞噬，人们在这种精神统治下对人生的追求，以及这种精神统治的破产。故事以一个封建大家庭的瓦解作为载体，真实生动地刻画了寄生在此之上形色各异的几个生命，无可奈何地伴随着母体的灭亡，彻底走向人性湮灭的过程——情境之清冷，如雪融之浅流；人物之惨淡，如泣血之挽歌；而内容之深，之重，之震撼，又如深渊，暗藏无数思想的可能。

曹禺处理戏剧冲突，能深入剧中人的内心世界，或则表现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心灵交锋，或则刻画剧中人内心的自我交战。《北京人》在隐约闪烁、迂回曲折的冲突中展开人物心灵上同样错综复杂、严重尖锐的搏击。在他们平淡的看似无心的言辞中，都有心灵的刀枪你来我去。在《北京人》中，代表着三种不同文化的三个不同时代的“北京人”同时出现在一个舞台空间里，这是曹禺创造的一个“舞台奇观”。远古北京人（中国人的祖先——北京猿人）是作为一个象征形象出现的，他“熊腰虎背，披着半个兽皮，混身上下毛茸茸的。”“他整个是力量，野得可怕的力量，充沛丰满的生命和人类日后无穷的希望，都似在这个身内藏蓄着。”借人类学家袁任敢的口说：“那时候人类要爱就爱，要恨就恨······他们整年尽着自己的性情，自由地活着。”现实北京人是作者主要批判的对象。作者紧紧抓住“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这一命题，通过曾皓等形象从“人”蜕变为“生命的空壳”这一悲剧内容，展开了对北京文化为代表的封建士大夫文化的批判。曾皓形象的塑造，主要是通过他对棺材的珍视来完成的。这位敬德公的后代，曾氏家族的家长，虽然也曾有过盛极一时的辉煌历史，可现在他惟一的挣扎，就是在棺材上刷上百道的油漆。极端地讲究体面与排场，正是北京文化的典型特征之一。在三种北京人中，愫方和曾瑞贞是饱含作者情感的两个特殊人物，可以看作以现实北京人的代表。作者深刻集中地表现了反封建与个性解放的“人”主题。

曹禺戏剧的语言富有心灵动作性与抒情性。《北京人》的人物语言更为简洁凝练，具有委婉深长的抒情诗意。剧中人物的教养、身份和戏剧冲突的特点，决定了戏剧语言在隐晦曲折中包蕴了尖锐的内在动作性和抒情性。在愫方、曾文清形象的塑造上，曹禺的语言艺术又有发展，他往往只用一两个词，一句简短的话，甚至几个语气词，来表现人物的复杂情致与内在动作，用无声语言即停顿来抒情。愫方是曹禺笔下最美的一位女性形象，在这个形象里注入了他的极大的精力与情感。曹禺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了愫方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愫方是旧时代的优秀女性。她沉默忧伤，处处忍让。寄人篱下的生活使她不得不忍受旧家庭中袭来的种种不堪。她爱上了曾文清这样一个废人，面对种种无望的境遇，她的忍受顺从反映出她的现身精神、坚韧毅力和独特的人生追求，也显出封建家庭中腐朽丑恶势力与精神统治在善良人心上投注的阴影。剧本进而揭示了愫方惊人的耐力，从逆来顺受的外观挖掘她坚毅的性格力量。

《北京人》是一出有点儿“契柯夫味道”的戏。契柯夫戏剧给予曹禺的启发是，戏不必写得那样“张牙舞爪”，戏可以在平易中见深邃；戏不必写得那么“像戏”，戏可以散文化。而曹禺的《北京人》，在做戏剧“散文化”的尝试中，达到了诗的境界。《北京人》着意追求契柯夫的风格，“平淡的人生的铺述”成为该剧的主要特征。剧中人与封建主义精神统治的内心悲剧冲突，是一条与表面情节相呼应的内在动作线。沉滞的旧家庭生活中人生的深刻复杂内涵，在戏剧冲突中获得深沉的体现。《北京人》虽然重新回到了封建家庭的旧题材上，但这一“回归”并不是简单的“重复”，它与《雷雨》主要是通过周朴园的专制和周家的乱伦来批判封建秩序和封建道德完全不同，而是通过曾家三代人的自我沉沦以及远古北京人、未来北京人与以曾家为代表的现实北京人的对比，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挖掘了封建阶级必然走向沉落与崩溃的根本原因。

曹禺是卓越的悲剧艺术家，他的悲剧人物特征与戏剧风格在《北京人》中有了新的发展。曹禺将自己对新世界的追求与生活信念倾注在他的戏剧形象身上。《北京人》的悲剧人物于忧郁哀伤中透露出明朗的色地懊恼。平淡而深沉，忧郁而明朗，构成曹禺戏剧风格的新特色。曹禺把《北京人》的喜剧性与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喜剧性相较，他说：“我觉得《北京人》是一个喜剧，正如我认为《罗密欧与朱丽叶》是喜剧一样。”因此，欣赏《北京人》中独特的喜剧性，主要并不是着眼于剧中的像江泰这样的曾有喜剧性性格特征的人物，而是应该着眼于全剧的“一种生气勃勃的青春气息”的精神升华。

结合曹禺的剧作《雷雨》，我们可以发现《北京人》中的很多新意。作者已不再迷恋略带些西方格调的命运主题，转而开始关注东方世界的文化传承。剧作《北京人》也摆脱了《雷雨》中那种延宕迟疑的忧郁气质，开始以一种战士的姿态旗帜鲜明地批判着僵死的阶级，同样也给予生者以切实的希望。如果说《雷雨》的激烈和尖锐好像一个青春期的少年的愤懑，那么《北京人》所呈现出来的平淡、深沉、悠远和含蓄则更类似于一位中年的气质，这种质感勾勒出《北京人》的深远意境，也使这部作品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话剧的经典。

曹禺先生以他神奇的笔法，在中国现代剧坛上创造了一个别开生面、迷人的艺术世界。古周敦颐曾说“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借用之，可谓“古今中外之书，精作者甚蕃，予独爱戏作之《北京人》”。我觉得读书是一种清福。在小小的书斋里，焚起一炉香，静心品茗，尽情地畅游书海是生活的一大享受。《北京人》作为我国话剧创作的典范之一是非常值得读者去品读欣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