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的景致总是如诗如画，如同陈年老酒，令人心醉。这是严苏先生的小孟庄：一群短衣帮坐在虬根上，心里放空，视野所及是一棵百年古槐和绿油油的麦地。那虬根怒扎于深处，好像想把整块地统统掀起，但它稳固无比，暴露于地面的根系犹如暴起的青筋，又如巨龙，“在地下缠绕游走”，撑起遮天的华盖。一口陈年老钟，浑厚凝重，自有一种镇村之宝的模样。承载春耕秋收的麦场，紧挨着生活在此的家家户户。小孟庄人鸡鸣而起，日落而息，年年岁岁景相似，岁岁年年人亦同。散发着古老气息的古槐是历史的见证，见证小孟庄的昨日与今天，深深烙印着岁月的痕迹。小孟庄是有颜色的，树有颜色，农作物有颜色，人有颜色，就连她的过往也是有颜色的，仿佛一幅水墨画，墨彩显画骨，留白亦精彩；小孟庄是有旋律的，时而波涛汹涌，时而风平浪静，好似一首交响乐，激情中释放，轻柔时低调走进内心深处；小孟庄是美丽的，她的美，不局限于生态之美，更有性情美，真实美，残缺美。拜读严苏先生的《古槐》，心中颇不宁静，不忍释卷，于此浅评。
人性的蜕变：“反标签”的刺痛
坠子和孟宏图可以说是小孟庄的代表人物，也是两个反差最大的人物。无论是人物形象还是成长蜕变，这种反差带给读者绝对的震撼。坠子，娇生惯养、好吃懒做、人见人厌；而孟宏图呈现在别人眼前的只有光鲜亮丽、“万人之上”的形象。于是乎，坠子被标为“逆子”，孟宏图则是“正人君子”。前者生活在他人的唾弃中，后者虽经历过文革波折，毕竟人的观念接受是有选择性的，人们宁愿相信那个有领导风范的孟宏图，给他们贴上了不同的“标签”。“标签化”缘于认知的差异。就像我们的潜意识里总是认为受过教育的人少了“蛮夷之气”，过于肯定了教育对心灵的作用。正是我们习惯以这种顺水推舟的思维方式看待人物，才会感到孟宏图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也可视为作者对“标签”的强烈批判。
“反标签化”是对作品中人物的别致安排，比起从小看到老的形象更具深刻性，能牵动读者心绪，抑或是感叹或惋惜。悲剧人物必不可少，而“反标签”的悲哀更能激发理性的思维与思考。当我们不齿于“孟宏图式”伪君子时，也多多少少感动于坠子的成长。那种浓郁的亲情与担当的人格并不是接受学堂之育而习得，比起满脑子的“之乎者也”，更是一种不可估量的精神价值，亦如曹文轩《三角地》里那个人皆厌之的阿雏，最终以自己16岁的生命换来了别人对他本真性情的肯定。这就是“反标签”的力量，也是作者匠心独具的效果。
乡土与城市：向心与离心
生活在现代社会中，可人的思想方式及思想根源并没有随着潮流的推动而改变，目睹种种变化，却依然对乡村有种不可拜托的依赖，也就是反现代性的怀乡情结。《古槐》用一种优美的文字，让小孟庄在笔尖缓缓流淌，淌进三代人的生活甚至更久远的历史。相较于废名的《竹林的故事》和沈从文的《边城》，书中没有醉人的风景、诗意的生活，却有不变的民情。这种民情仿佛深扎于地下的虬根，尽管越来越偏离彼此，却是骨肉连筋，共同稳固铸造着一个血脉相连的家族。
《古槐》中，村民们向往城市却又安于故乡。城市之于他们，只是作为经济来源的诱惑，而小孟庄才是真正的生活之地。如果说城市是一个以个体为单位的生活方式，那么乡村便是以集体为单位。然而，城市仿佛生来就缺少一种向心力，只是作为务工人员的生存基地。城市是乡村的产物，后又脱离了母体，它注重营养的汲取，忽视了根的作用。“叶落归根”，不论枝叶向何方伸展，都摆脱不了这种与生俱来、根深蒂固的认知。“古槐的冠像一把巨伞，高高地撑在小孟庄的上空，远看像一朵云。这朵云是静止的，它是小孟庄的标记，出远门的孩子，只要看到这朵云，就能找到回家的路。”一云，一树，没有工业的喧嚣，远离政治的喧闹，抽离了劳动的纯粹的审美对象，在外打拼的青年人，即便奔波他乡，也能天涯共此时，这正是乡村的强大向心力。
乡村与乡村文学：两者命运的自觉关联
现代的怀乡包含着更复杂的社会理念与情感，这正如当今许多作家青睐于把目光投向于原始生活的写作风格，更有一批寻根作家，把背影留给城市，踏上一条归乡的路，寻求精神慰藉。
自20实世纪乡村文学的兴起，便成为了一个新的创作趋向。以至于“乡村”几经鲁迅、废名、台静农、许杰等大家之手后，依然可以衍生出无穷的故事与人。尤其是文革时文学中的人性以“革命和阶级”的幌子抹杀人性描写，文化寻根就在不断的对抗、激荡，成为一种文学发展裂变的内在律动。乡村不是农村，并不是只有土地与耕作，没有一尘不变的模样，它是一个更宽广的空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的形成是由每位作家建构的，也是他们精神世界需求的反应，反应内心深处强烈的控诉与需求，这便是一种自觉的关联。
小孟庄是普遍的，也是特殊的，没有特别的风情，她是一个跨越三代人的写作，一座跨越世纪的桥梁。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使它像一个集合，包含了成千上万个子集，成为一个代词，涵盖着一种普遍的现象。乡村，出自生活而高于生活；乡村之间，存在个性，共性居多。它的可塑性与多样性表现为它可以成为任何人情感的载体，有不同的颜色。因而村庄总是那么迷人，有着沈从文那种抹不去的怀旧和诗情，或者废名的玄妙的生存事实，不变的是寄情乡村的无以名状的孤独。
乡村文学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克服思想大于形象的通病，逐渐走向成熟的必然归趋。作者将小孟庄的生老病死、泥土的气息和人情的温暖落实到纸上：大丫的成人之美，尿喜、大虫、网子的青涩淳朴，大虫妈超乎平凡女人的隐忍坚毅······刚健、清新、质朴之气，挟带着对乡情民俗的纪实和描写，显示了鲜明的乡村色彩，从整体上呈现出比较自觉而可贵的本土化追求。
严苏先生三年磨一剑，奉献力作《古槐》，传达自己对艺术的理解和思考，为我们展示了一幅苏北风俗、民情的历史画卷。先生说，最初小说定名为《故土》，写到一半时更名为《古槐》。的确，小孟庄与古槐同呼吸，共命运，小孟庄有如搏动的心脏，使《古槐》成为一个生命，承载着无数人物与故事，历尽沧桑，风雨不催。有些情节在我们一阅而过的背后，具有强大的内在张力，值得回味。
古槐之于作者，不是槐花漠漠向人黄的愁绪，也不同于旑旎随风动、柔色纷陆离的柔美，而是一朵故乡的云，牵动着游子的乡愁，似一朵芬芳的槐花，在读者心中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