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的老屋只有那么一个，就是舅爹和舅奶家的老屋。这栋老屋，某一时刻、某一角落，勾勒着四代人的记忆。

小时候，老屋其实并不老。我曾仔细观察过它的身躯，是那种乡下人的泥巴和稻草和成的。倘若用手指抠一下泥墙，就会脱落成块状的泥土。老屋很平静，泥墙上到处糊着发黄的报纸，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繁体字。看着那些不认得的繁体字，还得竖着读，年少的我觉得很是别扭。

舅爹在老屋里欢喜地听着地方戏。他年纪大了，耳朵不太好使，把黑白电视机的音量调得老高，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家里有台电视机似的。在这之前，舅爹常与村里几个老爷们打牌，大概是由于他的面目表情总是很严肃——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于是，找他打牌的人也就渐渐地少了。想必舅爹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心高气傲的人。

我每次去老屋，都会在厨房里或是菜地里见到舅奶熟悉的身影——那是老屋里最忙碌的、也是最瘦弱的身影。舅奶起早贪黑，割菜、喂猪、做饭……辛苦地操持家务。即便这样，舅爹还是对舅奶百般挑剔，动辄训斥。舅奶只是静静地站在一旁，待舅爹训完话，一个人偷偷地躲到厨房落哭。那时，我不懂舅奶为何事事忍让，极度包容，默默承受。

在老屋门后的破沙发上，有一个我从未与他说过话的长辈——患有老年痴呆症的小舅，他咧着嘴、笑也无声，嘴角边挂一串晶莹的口水。小舅早已说不出完整的话，我猜想他也想说话，就是表达不出来。我去看望他时，他能做的就是，微笑着看我许久。那笑容、那目光，传递出善意与关怀。我能够说话，可是话常常会堵在喉咙里，发不出声音来。

夏天，老屋外的蝉鸣像波浪一样地冲击我的耳鼓。舅爹袒露胸口，似乎身上还穿着让人辨识不清的白色背心，摇着蒲扇，坐在老屋门口的石凳上。我坐在老屋里的小矮凳上，头顶上绿色的老式电扇嘎吱嘎吱地、唱着破嗓子般的歌。屋子里年久的灰尘，欢喜地四处飞扬。屋子里上了发条的时钟，走呀走，嘀、嘀嗒、嗒，像一个老人，步履蹒跚地走向生命的尽头。

舅奶走了，是我十岁那年。那个深夜，我们一家人睡得正香。妈妈被一个电话吵醒，她迷迷糊糊地接着电话，随后，猛然从床上坐起，抱头失声痛哭，嘴里还含糊地说着一些零乱的话语，能辨得出是“妈妈”二字。此后，她一直住在老屋，帮忙料理后事。当我再看到妈妈时，七天的磨难仿佛使她苍老了七年光阴，干裂的嘴唇已是紫黑色。就是那个时候，妈妈的嗓子坏掉了，声音永远的变粗了。舅奶的死因，我还是后来从母亲的讲述中知晓。那一天凌晨，舅奶像往常一样起床，给小舅换洗。舅奶摸索着下了床，谁知一不小心，额头磕到柜子的方角上，被撞出了一个大窟窿，生命就在短暂间成为了再也唤不醒的永恒。

有一段日子，我不敢迈入老屋那破旧的门槛，不敢仰视老屋里悬着的发黑的钨丝灯。老屋似乎变得诡谲起来了，黑暗处仿佛有一双眼睛，直勾勾地审视着来老屋的每一个人。长大后，我分明看懂，那双眼睛饱含着人世间所有磨难和苦痛的洞悉，是对人世间的恋恋不舍，那双眼睛会对这个世界温柔慈祥地笑，那是舅奶的眼睛阿！

人生怕遇不幸，更怕突如其来、毫无防备的不幸。不幸是隐形的放大镜。它将舅奶的不幸，放大成她七个孩子的不幸，放大成所有熟知舅奶的人们的不幸。舅奶去世后的一个月，老屋里又少了一个人——我的小舅。小舅妈在得知小舅患上老年痴呆症后，找个借口出去打工，就再也没有回来。后来听村子里的人说，她和一个木匠好上了，住的房子是那种两层小楼，不是这越来越没生气的老屋。

小舅是个可怜人。他很小时，就被亲奶奶要过去，服侍那位贪图享受、心肠恶毒的女人。小舅没文化，没读过一天书，割菜劈柴浇田是她布置的“家庭作业”。可怜的小舅成了他奶奶长久的苦力，繁重的农活、欠缺的营养致使小舅的个头比同龄人矮了一大截。十七岁那年，替黑心的包工头打工，做了三年的瓦工，工钱被克扣了许多。二舅利用小舅秉性善良、遇事忍气吞声，找个机会借走小舅三年劳资，事后则矢口否认，活活吞噬小舅的血汗钱！二舅是一只贪婪的白眼狼。而在舅爹面前，白眼狼却成了无辜的小白兔。作为大家庭最具话语权的家长，舅爹就像好心的“农夫”，把二舅这条“蛇”小心翼翼地揣在怀里揣了一辈子，也使这件事不了了之。那一年的冬天，老屋冷眼旁观这一事实，原本是舅爹生的炉火，分明成了老屋的叹气唉声。

渐渐地，老屋老了，不能再为好人与坏人遮风挡雨。老屋原先的两个主人，女主人——舅奶在我十岁那年作别老屋，搬到坟墓里居住去了；男主人——舅爹在我十八岁那年，被他三儿子挪到老年公寓去了。那里的房子是没有温度的水泥砌的。到了冬天，我和妈妈去看这位老人，发现竟然只盖着一层薄被，门外的寒风呼啦啦地吹凉他那光秃秃的脑袋，凹陷浑浊的眼睛干裂得难以张开，酱紫冻结了的嘴唇跟着冽风的节律蠕动、跳舞，手是那么地冰冷，皮肤粗糙得像干枯的树皮，摸不出一点点肉来……这些境况，只有舅爹的二儿子、三儿子装作不知道。老屋，不再埋怨舅爹，却开始可怜起这个老人。

在舅爹心里，老屋虽然奄奄一息，却还能苟延残喘地居住。老屋也曾无数次向他呼唤：“我的主人，你快回来吧，我想再见你一面！”可是，直至男主人永远地闭上双眼的那刻，也没能再见老屋一面——他的三儿子自作主张，把老屋男主人的葬礼办在了自家。葬礼仪式上，三儿子眼睛充血，一言不发，脸上大大地写着“哀痛”两个字。村里人见他那副模样，都称赞他是个“孝子”。可怜见，眼前这位“孝子”，在榨干他爹身上所有的积蓄后，竟然也还舍得拿出一部分钱，应该说是拿出“自己”的钱，替亲爹办一场风风光光的丧礼。那年，我十八岁，老屋八十岁。

老屋八十一岁时，我去看望它。主人不在的年岁里，它过得不好。老屋门口的那块菜地再也长不出绿油油的青菜了，蛛网编成的皱纹爬满了老屋的额头，身躯经不住岁月的磨难，已经倒了半边墙，不会有人再去开启老屋那扇门，只有不知名的昆虫替老屋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

原来老屋的灵魂死了——我才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