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我考入淮阴师范学院，学习功课不是很紧，就想就自己的爱好在古代诗词方面随老师进行一些系统的个人学习，经李德友先生介绍，我十分唐突地来到了周先生的家里。二老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从二老慈祥的面容、亲切的言谈以及从容不凡的学者气度中，我隐约感觉到先生不是一个平凡的人，有一点隐士风范。二老问了我的一些学业上的事，让我讲述对古代诗词的理解。我说我喜欢黄庭坚，甚至觉得他的作品比苏东坡的一些作品境界还要高，周老先生当即指出，最好不要作这样的对比，否则会有失公允，他说，两首词的比较鉴赏可以用“我更喜欢”这样的词句，但不能用孰高孰低这样的评价来武断地给作家下结论。就这样，我开始了在周先生那里对古代诗词的系统学习，并从先生的为人处事中看到了先生的高风亮节。这种品质也一直影响着我。
先生授我诗词，并不从诗词入手。他认为年轻人要想对唐诗宋词有一个较为深入的体悟，应当做好两方面的工作。首先，打好扎实的小学基础，古代汉语是古代文学的基础，他要求我以王力本为主，认真研读，在此基础上再旁涉多种相异的版本以便参读。其次，要学会追根溯源，任何一个断代文学史的研究都不能静态地看待这一时期的文本，而应该看到它的源流始末，他举例说，《论语》是中国古代文学形成之初的杰出之作，其中的很多语言至今都被人使用，它不像《尚书》那样桀讵聱牙，又不像后世的一些作品那样平俗，它既有先秦散文的古朴凝练，又不乏后世杰出散文的散逸开阔，同时它的内容对我们做人也有着很好的警示作用。所以先生在我到他那里的最初一年，就授我这两门课。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此类安排其实是先生有意为之，既是经验之谈，也可以说是做学问的不二法门。不久前曾经见过一份资料，是著名学者吴承仕在日本京都大学的课程表，他也是将语言学和文学穿插教学，在教日本学生元曲的同时补开了《京话初阶》，著名历史学家邓文如先生之子，南京大学的博士生导师邓瑞老先生对这份资料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将小学知识和文学同期穿插由一位老师讲授，是非常科学的教授方法，事半功倍，对年轻人学习古代文学大有裨益，我告诉他周先生当年给我授课的时候就是采用这样的方法，他连连夸赞，并说我是个幸运儿。可惜我当时并不是非常的理解老先生的这种教育思想而用力未勤，但这一时期的学习，也确实帮助我打好了古汉语的基础，我在以后的工作学习中，遇到古文字问题，特别是在阅读古文献时，虽不敢说游刃有余，却也有得心应手之感。
先生治学严谨，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更是一丝不苟。有人认为先生从事的古籍点校工作虽有意义，但终究不如文学研究的价值来得突出，而先生的文学研究方面往往是就一些常见问题小的方面进行自己的理解阐述，对此我曾当面问过先生，他说，古籍点校工作有时候确实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但是其价值并非不高，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应该比文学显学研究更为重要，文献学本身就是一门基础性学科，需要坐得住冷板凳的人，而从事这样工作的人，或许不会名噪一时，但这项工作对于文化的传承不可或缺。他认为他的古文学研究之所以就一些常见问题小问题而展开，那是因为他是一名师范院校的教师，所培养的是从事基础教育的人才，加上自己地处淮阴，不可能像其他学者一样就一些大问题大方向展开研究，否则，研究工作必难免会走向空泛。他的这一观点，我曾和当时的很多同学讲过，大家听了都被先生的坦诚深深地折服。先生送我一本他的《读常见书札记》，上面的错别字都已经标出，在同学间传阅，韦编三绝。那段时间先生应上海古籍出版社之邀整理自己的诗词研究论文，定名为《诗词蒙语》，付梓发行。当我拿到先生赠书时，大吃一惊，这本书是和郑振铎、陶行之、罗继祖等九位著名学者的论著一起作为系列丛书发行的。先生看我啧啧惊叹的神情说：“他们都是著名学者，我忝列其中，真是诚惶诚恐啊。”我知道，先生虚怀若谷，不汲汲于名利，而先生确实是有这样的实力和地位，可以和上述诸君一起被称为二十世纪著名学者。先生在拿到书后，再一次逐字检阅了一遍，并从文中找出别字加以勘误，让我打印成文，寄给出版部门。其认真态度让人诚服。
先生博闻强记，在很多老师同学中流传着一些佳话，而我所知道的是，先生曾在翻阅某著名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诗词鉴赏词典后提出质疑，并公开指出了其中大量的引用注录错误，每每提及此事，他总是面露担忧之色，他说，这种普及性的读物，怎么能有这么多错误呢！贻害了很多人啊。有一次我写一篇关于重阳节习俗的小文章，请先生帮我指点，先生当即说出了关于重阳的七八个典故，关于“落帽”一俗，先生说：“‘醉舞风落帽’，应该查《辞源》的第几本，大概在第几页到第几页之间。”他当时说得准确，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钱师母当时帮助翻检，确实无误，让我感叹至今。后来我也曾想过先生为何能记得如此详实，我想，大概是因为先生长期从事点校工作，对工具书的的熟悉已经到了这个境界，所谓博闻强记，唯用心尔，后世学者特别是当代能达到如此境界的鲜有其人矣。
先生敬长携幼，为人厚道。他和著名书法家当代“草圣”林散之先生曾有不少的诗歌和作，先生虽然没有师从林老，且年龄上相距不大，但每每提起林老，总是敬称之“林老”或“林老师”。肖兵先生曾在很多场合提起周先生时，都说“我的老师本淳先生”，而我在周先生那里每次听到周老提起肖先生时，都称呼他“肖兵先生”。对肖先生的学术研究，有些老师甚至学生有时会提出一些微辞，而我从未听到周老对肖先生有任何不好的评价，更多的是对他工作的认同和肯定。不但对肖先生如此，周老在提起学校的年轻教师时，都会尊敬地称呼他们先生，像李德友先生顾建国先生，而他们都要比周老年轻三四十岁。记得有一次，周老提到顾建国先生时说：“顾先生虽然年轻，但学问做得很扎实。”
先生对我，不止在为学，更在做人上给予很大的帮助。我当年考入淮阴师院，和很多学生一样，觉得自己好像明珠暗投，说话做事不拘小节，当时的班主任许彩云老师也是周老的学生，看到我的一些缺点，知道劝说无用，便请周老在授课之余给我讲讲为人之道。有一次周老把我叫到家中，让我吃了一个香蕉，然后给我讲了一些他和钱老师大学时期因抗战转学南北的事，又讲了**期间自己以及朋友的一些经历，并告诫我，为学是大，做人更是大，不应该因为一时的得失而斤斤计较，风物长宜放眼量，心态平和的人才能活得轻松。可惜我那时并不能真正听得先生的教诲，大学四年碌碌无为，常常以一种放荡的心态生活，而疲惫之情唯有自知，每次到周老家中问学，别时总是依依不舍，因为在二老那里我有一种宁静的皈依感，只有在周老给我讲课的时间内，我才能将内心所有的焦躁和烦闷一扫而空。现在我每每自问，在淮师最让我难忘的时光是在哪里，我只有一个回答，那就是在周老的家中。我像一只落魄的小羊，蜷在清澈的溪边，溪水清清，芳草茵茵。
家父和周老曾有过两次接触。一次，钱老师托我让父亲趁着来看望我时帮周老代购一件棉袄，这是父亲第一次和周老见面，他们聊了我的学业，以及我的心态问题，然后周老试穿了那件衣服。我看到父亲帮周老弯下腰系纽扣，当时让我回想起父亲为祖父穿衣服的情景。临行无论父亲怎样拒绝，二老一定要将买衣服的钱给父亲。后来我每次回家，父亲都要问我二老的身体。从那次以后，父亲便很少来学校看望我，我毕业后问他为什么，他说：“你当时心态不平，我很担心，但我到了周先生家，就知道你在那里学习不会出事了。”02年上半年，父亲给我送衣服，顺便看望了周老，父亲和我想了半天，要给先生带点礼物，最后买了两个大西瓜和两把香蕉，先生和父亲聊了一些我的近况后，指着西瓜说：“这么大的西瓜，我们两个人也吃不掉，这样吧，我们一起吃几根香蕉，然后你们把西瓜带走，留给他们宿舍的同学吃，这个时节的西瓜我们也不太吃，年纪大了吃东西要注意。”我们没有办法，只能带回。周老善体他人，于此可见一斑。
从那以后，我因为做论文便没有按期到先生家去，只是偶尔打电话，在校园里遇到打声招呼，放假前夕，我去向二老告别，二老出门旅游我惜未能遇，没想到竟然从此再也见不到周老了，闻其羽升之时，其悲难言。周老自挽联“应尽且须尽，有生若无生”更显示出他豁达的胸怀，昭示后人。
我工作后常常想起二老，想到自己碌碌无为，愧对先生，而先生生前对我的教诲，为我的人生提供了指引。他谦逊的品格、平和的心态成为我一生追求的境界。 甲申冬于北京甘家口，时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