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场秋雨落下来的时候，老陈知道，自己的日子到头了。
不是那种寿终正寝的“到头”，是河对岸那座桥快要合龙了。钢筋水泥的骨架一天天往中间伸，像两条结实的臂膀，眼看着就要握在一起。等它们握紧了，河上就再也不需要一条破旧的渡船，也不需要他这样一个年过花甲的摆渡人了。
老陈蹲在船头，拿一块破布擦着桨叶。其实那桨用不着擦，几十年的水渍早就渗进木头里，擦不掉了。他只是想找点事做，手闲着，心里就发慌。
岸边的芦苇黄了大半，风一吹，唰啦啦地响，像在说什么悄悄话。几只白鹭站在浅水里，一动不动地盯着水面，偶尔伸嘴一啄，便是一条小鱼。老陈看了它们一眼，嘴角动了动，没出声。
“陈伯，过河！”
一个声音从堤上传来。老陈抬头，是个三十来岁的男人，背着一个大帆布包，看样子是要出远门。
“来了。”老陈站起身，把缆绳从桩子上解下来，竹篙一点，船便离了岸。
那男人跳上船，熟门熟路地在船尾坐下，从包里摸出一瓶水，拧开盖子喝了一口。“陈伯，听说桥快通了？”
老陈点点头，没说话。
“那您这船……还摆不摆？”
“摆不了了。”老陈的声音不大，像是说给自己听的，“桥通了，谁还坐船？”
男人沉默了一会儿，说：“也是。开车过桥就几分钟，不比你这船快？而且安全多了。”
老陈的手顿了一下，随即又继续划桨。桨叶切开水面，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单调而又固执，像是他这一辈子的心跳。
他是十六岁开始撑这条船的。
那一年他爹病倒了，躺在床上对他说：“河那边有你姑妈家，你撑船过去报个信，让她来看看。”他不会撑，第一趟就把船撑到了芦苇荡里，困了大半天，最后还是邻村的一个老船夫把他拖出来的。后来他就跟着那个老船夫学，学了三个月，出师了。
那时候河上热闹得很。赶集的、走亲戚的、上学放学的，一天少说也有百八十人。逢年过节，船上挤得站不下脚，他就一趟一趟地撑，撑到天黑也不觉得累。有人给他递烟，有人给他塞两个鸡蛋，还有人在船上唱山歌，那歌声顺着河水飘出去老远，惊起一滩的水鸟。
后来修了公路，坐船的人就少了。但公路绕远了，骑摩托车要半个多小时，所以还是有不少人贪近，愿意花两块钱过河。老陈不在乎钱，他在乎的是有人坐他的船。船在河上漂着，有人坐在船头跟他说话，他就不觉得自己是一个人。
再后来，摩托车也少了，小汽车多了。路修得越来越好，大家宁愿绕远路也不愿等船。一天下来，有时候只有三四个人。
“您就没想过不干了？”那男人问。
老陈把竹篙换到另一边，说：“想过。可我不干了，河西那几个老人怎么办？他们不会开车，骑不了摩托，走路绕公路得两个小时。我这条船，是他们的腿。”
男人不说话了。
船行到河中央，雨又下起来了，不大，细细密密的，打在船篷上沙沙响。老陈从船舱里摸出一把旧伞，递给男人：“撑上，别淋着。”
“您呢？”
“我习惯了。”
老陈的衣服很快湿了，贴在背上，显出瘦削的肩胛骨。他的动作依旧稳健，一下一下，不紧不慢。七十多斤的竹篙在他手里像是长出来的手指，想往哪儿点就往哪儿点。
男人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说：“陈伯，我小时候坐过您的船。”
老陈回头看了他一眼，没认出来。
“我那时候七八岁，我妈带我去河西的外婆家。赶上发大水，河水涨了两三米，别人都不敢撑船，是您把我们送过去的。我妈当时吓哭了，您说了一句话，‘坐稳了，别往水里看，看我。’”
老陈想了想，好像是有这么回事。那年河水涨得厉害，对岸的庄稼都淹了，他是摸熟了水下的路，一点一点试探着撑过去的。撑到对岸的时候，手心磨掉了一层皮。
“您还记不记得，那次您没收钱。”男人又说。
老陈笑了笑：“收了，你妈塞给我一包烟。”
“可我那时候看见，您后来把那包烟还给我外婆了。”
老陈没接话。
船靠岸了。男人站起来，从兜里掏出十块钱，递过来。老陈摆摆手：“两块就够了。”
“不用找了，这是最后一次了。”
老陈愣了一下，接过了那十块钱。他从裤兜里翻出八块零钱，硬塞到男人手里。男人不要，他就搁在船舱的板子上。
男人背着包上了岸，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雨雾里，老陈站在船头，撑着竹篙，船一点一点地退向河心。灰蒙蒙的天，灰蒙蒙的水，那一叶小舟像一个标点，孤零零地悬在天地之间。
“陈伯——”男人喊了一声，声音被雨吞掉了大半。
老陈远远地看了他一眼，抬起一只手，摇了摇。
男人转身上了堤，走了几步，忽然想起什么，又折返回去。他沿着河岸跑了一段，找到那块早就锈蚀的里程碑，蹲下来，从包里摸出一支记号笔，在上面写了一行字。
“桥通百年，船渡一生。”
写完了，他站起来，把笔收好，头也不回地走了。
他不知道的是，那天傍晚，老陈撑着船在河上来来回回走了七趟，一趟接一趟，从黄昏撑到天黑。没有乘客，就他自己。夜里的河水黑沉沉的，桨叶搅起的浪花泛着白光。河对岸那座桥的工地上亮着灯，打桩机的轰鸣声隔着一里地传来，闷闷的，像心脏在跳。
第二天清早，大桥合龙。鞭炮声噼里啪啦响了半个钟头，红色的碎屑落了一河。
老陈的船系在岸边的老柳树下，随着水波一摇一晃。缆绳是解开的。
没有人知道他最后撑去了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