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见过许多女人，都活在霓虹织就的锦缎里，一颦一笑都镀着亮得晃眼的金粉，像橱窗里摆着的玻璃花，艳得单薄，也艳得短暂。

唯独她不一样。她总是端端正正地坐着，眼睫垂落时，是温顺得近乎谦卑的弧度，不推拒，也不攀附，像这片被海水环抱的土地，是最原始的一片沃土，母亲般宽容地容留所有踉跄的脚步，孕育着岛上所有的根与芽。日本人的铁蹄踏过她的背脊，榨干过她的血脉，她也只是不动声色地流泪，一滴，又一滴，汇进环岛的潮汐里。

男人愤愤地想，这是软弱。可看向她时，那点怜悯却像案头揉皱的宣纸，被丢进垃圾桶，只余下未干的墨迹，黏在指腹上，洗不掉也擦不去。怒火在眼眶里烧得干涩，而她的眼睛永远雾蒙蒙的，涵着整座岛的水汽，每一次眨眼，都有一场细密的雨落下来，潮湿地裹住他，让他躲无可躲，只能生生受着。他低头，咬紧下唇，在笔记本上狠狠写下：讨厌此岛，讨厌这诡谲多变的天气，讨厌岛上的人，讨厌这无所适从的潮湿。

我心里总觉得这个人是奇怪的。他不像男人，也不像女人，在泾渭分明的性别两岸，给自己寻了一片中立的沙洲。原以为他撑着这样一副外壳会很辛苦，毕竟坚硬的男儿骨里，裹着一颗比女人还要细腻玲珑的心，太多的情绪堵在喉头，吐不出也咽不下。民国三十五年初春，我学着用他教的腔调念他的名字，他便笑了，眼睛像两只黑蝌蚪，游在厚玻璃镜片后面，像实验室里封存在玻片下的标本，安静，也疏离。我跟着他笑，一颗心忽然就落了地，像找到了归宿的船。当他被心底的柔软拉向女性的那一侧时，他的身体会变得异常温柔，像被季风重新勾勒的海岸线。他会牵着我的手去逛深夜的夜市，会用那双常年握笔的手，替我梳理长发，指尖轻轻抚过我的眉眼，像在描摹一幅稀世的山水。

那温柔，是一条分支的水脉，从海峡的对岸，潺潺地流到了我这边。

我还记得他第一次踏上这座岛的模样。那是胜利的日子，港口的人潮像沸腾的海水，欢呼声浪几乎要掀翻头顶的天。海风呼啸着，吹不乱他鬓角乌黑整齐的发，背景里，靛蓝色的旗帜正沿着桅杆缓缓升起，像一片翻涌的浪，在天空这片更大的海里奔腾。他就那样一步步走下舷梯，步子迈得方正而郑重，像在走一条刻在地上的刻度线，低跟皮鞋踩在铁架梯子上，发出吱呀的呻吟，像不堪重负的叹息。我忽然想起，在那个飘着铁锈味的海湾，他接过投降书时，脊梁也是挺得这样直，像一块淬过火的钢板，领口袖口都熨帖得一丝不苟，像个刚从岛国留学回来的学生。

红日白底的旗子落了下去，民国的旗帜升了起来，一直升到与太阳并肩的高度。他站在演讲台上，眉眼不再那样凌厉，弯成了一弯浅浅的新月，温柔的月光像水一样，洒在每一个台湾人的脸上。他一开口，所有的声音都瞬间平息了，连草丛里的虫鸣都噤了声，整个世界都在侧耳倾听。

他说：“新岛屿，新命运，新未来。”

后来他搬到了爱仁路的公馆，开始教我学国语。他下了死命令，不准我再说一句台语，也不准我再说日语，哪怕只是无意间听到，他的眉毛也会立刻拧成一团乌云，镜片后面的眼睛里，酝酿着吓人的雷电。那样的神情，我在日本人的脸上也见过，只是日本人的狰狞是赤裸裸的，而他的狰狞，不过是糊了一层写满礼义廉耻的宣纸，试图显得温和些罢了。

这种落差让我无比怀念从前的日子。怀念高雄的海，怀念涨潮时被冲上岸的溪哥和高身鱼，怀念赤着脚走在温热的湿沙上，脚趾蜷缩着留下浅浅的脚印，转瞬间就被涌上来的海水抚平，了无痕迹。不像现在，我被禁锢在四方的书桌前，舌头打着结，学着那些拗口的字音，唱着生硬的国歌，像在嚼一块又冷又硬的粗布，硌得喉咙生疼，急得满头是汗。偶尔抬眼，看见升国旗时那些歪着身子、不肯唱歌的士兵，再看看他冷硬的侧脸，细腿的无框眼镜压在鼻梁上，更显得无情。

变化来得太快了。回归祖国的喜悦，不过才持续了两年，就像一场短暂的春梦，烟消云散。我与这座岛血脉相连，风里雨里都藏着预兆，我预感到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他却刻意瞒着我。其实何必呢？这座岛的风，从来都是向着我的。往后的日子，我看见火车上挨个儿盘查的民兵，看见街口那些因为不会讲国语就被砍头的男女。台北的天，一下子就暗了，太阳像个哑巴，悄无声息地沉了下去。我恨自己的柔软，在临帖写完最后一个字时，忍不住想：今年的春天，怎么来得这样慢？

春天终于还是来了，带着一场蒙蒙的细雨。可就是那一天，我的心悸得厉害，一颗心在胸腔里疯狂地跳动，震得灵魂都化作了一滩液体，在空荡荡的躯壳里晃荡，浮起一层细密的、由眼泪凝成的泡沫。

他，或者说，那个漠视一切也放任一切的掌权者，伸手掐住我的肩膀，强迫我直视他的眼睛。他想强硬地把我那些碎裂的、飘散的灵魂重新拼凑起来，可我只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正在永远地离我而去，脱离这座岛，也脱离我自己。巨大的空虚像潮水一样淹没了我，恐慌钻进了每一个毛孔，最后撞在骨架上，发出沉闷的回响，像一艘触礁的渔船，慢慢地下沉，下沉。

我听见了叫喊声，又像是枪声，到最后，只觉得那声音像极了他平时说话时，擦着喉咙发出的沙哑声线。

有一团火，从我的眉骨开始烧起，顺着血脉蔓延，烧遍了全身，从北到南，从我的血肉到我的脚趾尖。汗水和泪水，从每一个毛孔里涌出来，混着天上落下来的雨，把我淋了个透湿。这座岛的雨，终于还是落在了我的身上，冰冷刺骨。

那一刻我忽然后悔了。我想，这座岛的历史，本不该再在血腥屠戮之上飘摇的。可现在，我连为它说一句哀悼的话，都做不到了。

“中国人不怕苦，必须要吃一辈子的苦。”

他说这话的时候，依然是笑着的。可那笑容，早已不是当初的模样，被岁月的河水冲刷得褪了色，灵魂的影子，也只模糊地印在一张边缘泛黄的老照片里。这位从民国来的异乡人，在这座岛上奔波了一辈子，至死也不肯说自己是台湾人，永远念着他那一口拗口的国语。与人争辩时，他的脖子会微微泛红，眉毛拧在一起，嘴角抿得像被熨斗烫过一样平，最后总是忿忿地把帽子往头上一扣，从鼻子里哼出一声，大步流星地走出门去。

从前我最怕与他对视。他镜片后的眼睛，太锐利，也太通透，仿佛只要视线一碰，我就被剥得赤身裸体，连胸腔都被剖开，任他打量。

我把自己交给他，像一块献给神明的祭肉，安安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盘里，等着他插上三炷香。雪花般的脂肪纹路，像纵横交错的河流，不断地分裂，不断地把自己拆解，露出底下鲜红的、跳动的血肉。他说，惊慌失措的气味是最好的佐料，要配上痛苦和恨意一起慢炖，才够滋味，要细嚼慢咽，把骨头都嚼烂了，咽下去。

我曾问他，什么是苦？

是关公像前那一捧冰冷的香灰的味道吗？

是与至亲分离，再也不能说母语的滋味吗？

是基隆港口那些支离破碎的魂魄吗？

还是你的枪，你的子弹，你用食指扣动扳机的那一瞬间？

或许我本就活在洪荒时代，只是一尾普通的鱼，在时间的长河里摆动着身体，逆流而上，又顺流而下。游过波涛汹涌的海洋，游过奔腾不息的河流，游过潺潺的小溪，最后，搁浅在你干涸的眼眶里，无助地翕动着腮，拍打着尾巴，被白日的烈火，一点点炙烤成灰。

“我是为你好，林小姐。台湾，这些鞭笞与加诸的痛彻心扉，这些足以让泪水流尽的折磨，都是你一生要咽下的苦。赤脚走过的砂石路，是不可避免的历练。”

我掩面而泣，无颜以对这座被雨水浸泡的岛屿。千言万语，都从指缝间流淌出去，化作漫天的雨丝。

顾先生，我的爱人啊。

如果炼狱真的尚有十八层，

何苦，何苦会不为你我，留一寸空地呢？